说到有关系，只是因为，在沉船一个月之前，她的继母司马秀媛就是挤上太平轮，一路颠簸来到台湾的。
司马秀媛，是一位上海富裕糖商的女儿。据说是宋朝大文人司马光的后代。1948年12月，由于战局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迅速演变，她也不得不加入到逃亡台湾的行列，拎了一个随身箱、抱着两条狗上了船。箱子里装的是一些细软：几件上好的丝绒旗袍，父亲留下的怀表，母亲赠送的几件首饰，一些绣花的桌巾，几只精致的咖啡杯，一打结婚时打造的银器……
来到台湾以后，司马秀媛入乡随俗，跟着丈夫来到偏僻的苗栗客家庄，褪去上海大小姐的光环，在荒芜的果园里从头学起：种树、剪枝、施肥、锄草、摘果实……她还主动地把身份证户籍栏改成了“台湾苗栗”，成了一位台湾地道的客家妇女、乡间农妇。
但是，有些东西可以改变，而骨子里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上海小姐的生活方式：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时，没有现成的过滤纸，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把那两条宠物狗称作“太平狗”，整天形影不离；她还坚持与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组织聚会活动，一帮老太太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着《夜上海》……
太平轮挂在她的口中，成了她的口头禅。
在乡下简陋的厨房里，每当司马秀媛摆好刀叉，总会喃喃自语“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并把渡海的经过重复一遍，末尾，总是以侥幸的口吻补充一句：“太平轮沉没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
小时候，张典婉总是对继母的唠叨不理解，私下里嘀咕“不知道她为什么老是讲这个”。以后，2000年10月，张典婉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才猛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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