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的玄机

    第十章 忠君抗命之际——建武三杰（5）

    东京建武年间则有宣秉名为廉洁，“（宣）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建武六年（30）代宣秉出任大司徒司直的王良，“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鲍恢有一次因事经过东海郡（治郯，今山东郊城西北数里），特意到王家门前等候拜见其妻，王妻身穿布裙拖着柴火从田中归来，鲍恢问道，我是司徒史，看家中是否有书信需要我捎到京师，希望见到夫人。王妻回答，麻烦掾史前来，家中没有书信要捎。鲍恢惊讶叹息之余下车致礼。

    本朝两京二十四名酷吏中有十名——西京七名而东京三名——在其本传中被特别标明为廉洁，比率是41.6%。郅都“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赵禹“用廉为令史……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禹为人廉裾（倨），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张汤死后“家产直（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义纵的情况则有“纵廉”两字足以说明。尹齐死后“家直（值）不满五十金”。严延年的廉洁虽然本传中没有明言，却可以由班固对陈万年之子陈咸所作一句“其治放（仿）严延年，其廉不如”的评价确定无疑。尹赏的第一次升迁就是“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董宣家贫如彼还能做到将光武赏赐的三十万钱尽数分与部属，可见绝非爱财之官。下文将提到的周纡“廉絜（洁）无资，常筑墼以自给”。阳球则是“举孝廉”入仕。遍查《史记》、《汉书》、《后汉书》找不出比这九名酷吏更为廉洁的官吏，前述尹翁归、盖宽饶、朱博、宣秉、王良也不过和他们打成平手，于是更加准确的断语就是，他们已经是帝国极端廉洁官吏的典范与标本。

    其余十四名酷吏的情况是：晁错、咸宣、田广明、樊晔、李章、黄昌等六人没有论及其家财；周阳由出身外戚列侯之家，杨仆为富室子弟，王吉乃宦官养子，张俭是太守之子，这四人非富即贵则可以想见其家财不菲。史传中并未提及相关问题，说明以上十人至少并不贪婪，张俭曾在献帝年间倾其家财赈济百姓，颇有高士的风范。宁成、杜周訾（赀）财数千万、巨万那多是靠经商得来。剩余的两名则是酷吏中品质最亏之人，田延年因贪污三千万钱畏罪自尽，王温舒则靠权钱交易聚敛财富。

    只有更加深入地对比才能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必须选择对照一贯和酷吏对举的循吏。《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所载六人中黄霸“以廉称”，朱邑“廉平不苛”；《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所载十二人中许荆、孟尝、第五访、刘矩、刘宠等五人皆通过“举孝廉”一途获得升迁，与西京描述的廉洁标准可资对比的则是刘宠“清约省素，家无货积”，童恢“执法廉平”。如此则本朝两京十八名循吏中廉洁者有八人，比例为44.4%。

    就廉吏比率得出的结论是：西京时期，循吏中的廉吏比率为33.3%而酷吏中为43.75%，循吏不及酷吏10.45个百分点；东京时期，循吏中的廉吏比率为50%而酷吏中为37.5%，循吏超过酷吏12.5个百分点；两京合计则循吏大过酷吏2.8个百分点。整体而言，就廉洁这一美德的普遍性论，循吏对酷吏略占优势；循吏之中自然不会出现王温舒、田延年那样的贪污不法之人，但是循吏中也没有类似张汤、尹齐、董宣、周纡那样极端廉洁的典型，这或许是性格使然。

    现在可以理解光武的伤感究竟因何而发，正是由于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光武决定给董宣以特别的哀荣。因为董宣曾担任二千石高官，光武特赐“艾绶”，以大夫的规格予以安葬{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