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之全体即是太极，分散于万物，形成万物的性（秉性），而万物又能分别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太极（回忆“月印万川”）。
这叫“理一分殊”。
人作为万物的一员，性秉天理，生性生性，天生如此，天赋与你，因此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都好办，这是道心。
但气就不好说了，气分清浊，情有好坏，浊气侵染人心就成为私欲，它蒙蔽天理本性，让人昏聩，朱熹认为大部分人的构造材料都是浊气多于清气，只有去浊气之蔽，存清气之淳（好的情感），使太极之全体（性、天理）完全显露，方为圣人。
如何存天理去人欲？面向自然，即物穷理，也叫“性”（名词活用做动词）其“情”（名词）。
于是你要问了，为什么我要当圣人呢？有什么好处？
朱熹告诉你说，小朋友，因为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的游戏规则就这吊样，理不仅存在于你，还存在于他人，存在于万事万物，只有明天理的人才可能知己知彼，游刃有余，为行为实践提供指导。
但问题是，朱熹“理散为物，物本于理”的逻辑使理成为一种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空疏概念，强迫大家去格物致知也没有与主体的内在意愿结合起来，最终的结局便是人人都必须绝对地服从天理，而人人又对这种异己而外在的主宰反感甚至憎恶。
憎恶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投入了陆九渊的怀抱。
76 雷霆启寐 烈耀破迷
陆九渊在批判朱熹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捡现成的。
陆九渊以本心为认识的终极目标，我心就是绝对的真理。自作主宰、乾纲独断，直指本心，一了百了。
这就脱离实际，陷入自我主义了。
对比之下，虽然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也着重肯定主体意识（在程朱，由于心统性、情，而情分好坏，因此心不能等同于理，只能说性即理），但心即理的三项构成要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在物（阳明笔下的“物”皆指“事”）则为理”缺一不可，最后一项强调了我心之理与外在之事的联系，这就使它有了现实的意义。
于是一个问题来了，万能公式（心=性=理=良知）说心=良知，而“心即理”已经具有主体与外界联系的涵义，还要“致良知”作甚？
这个问题其实等同于：已经有了《传习录》还要《千古一圣王阳明》作甚？
很简单，“心”“性”“理”这些命题即使搁到明朝也是很不平易近人的，读者一看到这些字眼立马会索然无味扔书的，而王阳明在经历了那么多恶心的后，早就对“君德成就”（改造皇帝）不抱奢望，从宋儒的“得君行道”彻底转变为“得民行道”——搞心学不是为了给皇帝开经筵日讲，而是针对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那是一个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以阳明之敏锐，不难察觉到这异于以往任何朝代的微妙变化。于是，他放弃了原儒们孜孜以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幻想，将目光投向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从而开辟出一条前无古人，通往现代的康庄大道。
在“心即理”，将普遍之理与主体意识人为粘合的痕迹还很重，而在致良知，由主体意识发挥出来的理性力量和承担精神被放到了首位——人人作独立自主的判断，人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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