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作为外来文化被本土化为禅宗后更是遍地生花。慈悲为怀、善恶报应，这些普世价值终极关怀恰到好处地击中了中国人的软肋，为劳苦大众构筑了一道转世轮回的心灵归宿。并且，禅宗不要求你念经拜佛，而是主张“凡夫即佛”“顿悟成佛”，顺应了国人实用理性的标准，不离日常生活的实际，门槛低自然信者众。
信者众的直接后果就是儒生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很好理解，跟现在一些人不爽“韩剧“哈韩族”并无二致。
75 宋儒赶上了好时候
首先站出来斥佛的是韩愈。但韩愈毕竟是文学家而非哲学家，写篇《论佛骨表》打打笔战，从形式上反佛还可以，真想触及问题的核心还得有待宋朝的理学家。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说：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
宋朝崇文抑武，赵匡胤曾在太庙立下祖训，明令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因此，有宋一朝，文人是很滋润的，武将是很悲哀的。滋润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程颐同学曾放言要与皇帝“同治天下”，这在别的朝代是不敢想象的，比如清朝也有个“同治”，但人同治的主体是两宫太后，不是皇帝跟你。
有了这么滋润的土壤，宋儒们开始萌发改造世界的冲动。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这帮人的第一志愿是“得君行道”，亲自参加“平治天下”的事业。第一志愿实现不了，才退而求其次，“成就人才，著书立说”。
但具体实施的顺序还是和《大学》一样，先修身再治国，先明体再达用，先内圣再外王，两者缺一不可，前后不能颠倒。
比如司马光作为史学大家学识渊博，却因不曾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下功夫，竟被程颐讥笑为“未尝学”，只是“资禀过人耳”。
虽然这俩人都很迂，但程颐不喜欢司马光太正常了。《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从战国写起，但在理学家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夏商周（西周）三代可以看，以后的都是“无道之治”。在三代，人君用正统儒学治理天下（宋儒的意淫），道统和治统结合得很好。三代以下，道治分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薪火相传了道统，一直将火炬传到了他们理学家的手中。
所以，朱熹告诫皇帝，如果你想将“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我们理学家关于“内圣外王”的基本规定。
综上所述，理学家一心一意想造就的是能够“治天下”的人才，包括将平庸的皇帝也改造成如斯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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