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珊，蓝天凤，陈曰能，地盘江西。
池仲容，高仲仁，地盘广东。
龚福全，地盘湖广。
詹师富，地盘福建。
这些人里，个别已经称王，即使没称的也高喊着“不纳粮”“不当差”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广泛支持。这帮人凭借崇山峻岭，洞穴丛林的掩护，堵死个别山道，官军压根攻不进去，再加上各省互相推诿，最多赶走了事，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渐成燎原之势。放眼望去，赣南闽西大大小小一脉相连的山麓，千里皆乱。
官有清浊，民有顺刁，老戏新唱，农民造反。
于是一个疑问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持续了上千年，政权换了一茬又一茬，记载治乱兴衰的史书汗牛充栋，统治阶级当真麻木不仁到非要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往死里剥削？
问题远非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通过遍览明朝各地方志、奏折以及《大明会典》，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第二，明代的税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
农业税低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这确乎委实是低到一定境界了。
更恶劣的是，即使这么低的税赋，还是有人一门心思地逃税漏税，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将逃税这一伟大事业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并总结出多套专业术语，比如飞洒、诡寄、虚冒，具体内容，可以参考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
即使抛开这些人为的因素，单就税制的设计便足以使明廷抓狂。经济学中有个“拉伐曲线”，它反映了一条规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民众会对税收政策的刺激作出反应，高税率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而情愿享受闲暇，反之亦然。
再比如，纳税理论中有一条“纵向平等”的指导思想，它主张支付能力高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没有比这再正确的了。不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比如你认为对昂贵皮衣应该征收很高的税，因为买皮衣的都是富人啊，不宰白不宰。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富人又不是脑残，而且现实生活中那种越富越抠的人并不少见，一旦他们开始觉得买皮衣变得不那么划算，就会很轻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最终，高昂的皮衣税减少了皮衣的销售，负担落在了皮衣制造商头上，制造商又将其转嫁到制造工人头上，或者克扣工资，或者直接裁员，原本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反而导致穷人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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