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宥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评价《吴子》时又有点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这一段对孙武和吴起的对比太精准了，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应该怎么布兵，森林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兵者，就是用来以暴止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心学也是如此，这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年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融合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找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对朱熹已经有所怀疑的王守仁还是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仍感一无所获，于是“益委圣贤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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