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在思想的影响上还是事功的建立上，曾国藩都稍逊王阳明一筹。在提到王阳明时，曾国藩只能发出诸如“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1]“阳明之文有光明俊伟之象！”[2]之类高山仰止的赞叹，根本没想过能与王阳明相提并论。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两相比较一下：
政治上，王阳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湖广、江西四省总督，历任南赣巡抚、江西巡抚，生前封新建伯，身后谥文成公；曾国藩官至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生前封毅勇侯，身后谥文正公。二者不分轩轾，打个平手。
军事上，王阳明在不费朝廷一兵一饷的前提下，选练民兵，平定了为祸南方四省的大规模叛乱；又在朝廷高层的掣肘下，率领没有实战经验的民兵，仅用35天就击溃了宁王朱宸濠的数万精兵，一举粉碎其蓄谋了几十年的篡位大计；而南赣剿匪、征广西思田更是体现了王阳明抚剿并用、文武兼修的军事思想，将兵家权谋上升到了“此心不动即为术”的化境。
曾国藩最为人称颂的事功是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这场战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坚持到最后终于胜了。当然，这也和曾国藩的治军有术密不可分。但纵观团练的建立、湘军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曾国藩并没有走出王阳明“十家牌法”“保甲法”以及控制军队，使其上下相维、治众如寡的种种措施，只是亦步亦趋地借鉴与摹仿。并且，曾国藩替满清政府屠杀汉人，生前就有争议。而王阳明虽然也诱杀过池仲容，但总体来看，被他击败的对手无不对其心服口服。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曾国藩破的是山中贼，而王阳明破的是心中贼，境界有别，高下立判。
在思想上，曾国藩借宋明理学之道，酿自家之术，亦有成就，但比起王阳明的道术一体、收放自如尚有距离。
王阳明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打破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窠臼，独创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三大命题的阳明心学，信从者上至宰相，下至农夫，流传之速，蔓延之广，不仅有明一代无人能匹，纵观古今中外亦不多见。他的弟子中官居高位者不计其数，入阁拜相者不乏其人（徐阶、张居正、赵贞吉等），在各自领域独领者更是如过江之鲫（徐文长、汤显祖、徐光启、李贽等）。在明朝，他从祀孔庙；在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五四时的陈独秀、胡适之无不从阳明心学中吸取人性解放、自尊无畏的思想，建立了不朽的事功。梁启超认为他“在近代学术界极其伟大，在政治和军事上亦有很大勋业。”[3]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4]孙中山更是赞叹道：“心之为用大矣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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