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室南迁后，术虎高琪在宣宗朝操纵朝政。1216年，由平章政事进为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总揽政务，尚书左丞高汝砺掌管财利。术虎高琪与高汝砺相唱和，排斥异己，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把精兵聚集在河南，力劝金宣宗侵宋，置河北于不顾。1216年冬，王世安献策，侵宋盱眙、楚州。术虎高琪想夺取兵权，力劝金宣宗南侵宋朝，以扩大疆土。企图北方损失南方补，通过南下侵宋弥补被蒙古侵占的地域。1217年4月，金以南宋不贡纳岁币为由，出兵南侵襄阳。宋守将赵方被迫下令反击，并请求宋廷下诏伐金。同年6月，南宋颁发了伐金诏书，宋金再次处于战争状态。从此，金与蒙古、西夏、南宋都成为交战国，金朝处在了三面临敌的危险处境。
10月，右司谏许古上疏劝金宣宗与宋议和，道：“以为专用威武，就可使宋人屈服，这是空话，不切实用。如宋人坚守不出，我军无所得，还要回来就粮。彼乘机袭击，我军欲战不得，欲退不能，永无休兵之期。况且宋有江南的积蓄，我只有河南一路征敛的祸害，也使人寒心。应该赶快与宋议和，蒙古知道也会收敛。”高汝砺反驳道：“议和不当先发于我而示弱。”参知政事张行信则道：“遣使议和没有什么失体。国家多难，戍兵渐久，不考虑休战，百姓怎么能负担！”
金宣宗命许古起草议和的牒书。宰臣以书中有“哀祈之意”，是“自示微弱”，因而搁置。集贤院谘议官吕鉴上疏请在境上屯重兵议和。术虎高琪说他“狂妄无稽”。平章政事胥鼎反对出兵，上疏提出“六不可”。奏书道，“往年泰和时曾经南伐，那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军强马壮，所谓万全之举，然而，还是讲和休兵。大安之后，北兵（蒙古兵）大举，多年来天下骚然，军马气势仅及过去十分之一，器械也多损弊，民间差役繁重，疲惫不堪，而要兴兵，必然远近动摇。其结果将未伤敌而自己先受害。这是一不可。现在西夏、蒙古之所以没有入境，是去年北还后在息养。或者因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果听说王师南征，乘机并至，就要三面受敌，首尾莫救。这是二不可。宋朝十年来练兵修垒。车驾迁汴后，他们必定更加防备。如果所在清野，我军无所得，毫无益处，这是三不可。现在我军都是山西、河北破产之人，或者是招还的逃军，大抵都是乌合之众，没有训练。骤然出兵作战，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必然要逃跑啸聚，这是四不可。随军运输粮饷，不是民力所能办到。沿边人户，赋役繁重，非常疲困。失业流亡到河南的，衣食都不能自给。如果宋人招诱，作为向导，我们内有叛民，外有劲敌。这是五不可。现是春耕气节，如果进兵不还，必违农时，关系国家大计，不只是战场的利害。这是六不可。”术虎高琪等却道：“大军已进，无复可议。”金军自秦、巩、凤翔三路，分道南侵。
1217年4月，金出兵攻襄阳，宋将赵方、李珏部署抵抗。宋将孟学汉在枣阳击败金兵。5月，宋宁宗下诏：许诸将便宜抗敌。12月，金宣宗拒绝胥鼎议和的建策。完颜赟领兵万人攻打四川，败宋守军。1218年2月，又击败宋安丙军，焚大散关。3月，宋利州统制王逸率领抗金民兵十万夺回大散关，追击金军，完颜赟战死。4月，金军再攻大散关，连破诸州，抢掠粮九万斛，钱数千万。金兵另一路由完颜赛不率领围攻随州、枣阳，与宋孟学汉军激战三月，不能攻下，战败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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