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再对《明史记事本末》中之记载做一剖析。《本末》中之内容，可称的上是这诸多记载中最似权威者（之所以如此认定，一是此记述最详细、流传最广；二是后世诸多版本，大都与其大同小异；三是因其前半部分与《明史》中的记载几无二致，只是《明史》中未提“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 ’孝孺曰：‘便十族奈何! ’”之语，亦未记载成祖有诛方孝孺十族。《明史》为官修正史，史学地位较普通史料为高，既然《本末》中部分记载与其近似，那我们在做考证时亦相应加以重视）可《本末》中除了“朕”这个错误称谓外，还提到了一个名词“殿陛”，这也就是说，朱棣是在紫禁城内命方孝孺拟诏。若此记录为真，那我们就必须分析一下，永乐究竟是在哪一天命拟登极诏书的呢？
我们查阅《明太宗实录》可知：燕军于六月十三日破城进京。当晚，朱棣宿城外龙江军营。六月十四日，诸王和文武群臣劝进；六月十五日，诸将继续劝进；六月十六，诸王和群臣再劝进两次，而劝进的地点均为龙江。直到六月十七，朱棣祭孝陵后，在返回龙江途中，才在诸臣的“强迫”下，到奉天殿登基。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明太宗实录》中关于六月十三到六月十五日的记载为实。原因很简单：每个华夏皇帝登基之前都要有劝进这道程序。朱棣得位不正，之前又一直打着“周公辅成王“的旗号，因此更需要借此来证明自己登基乃情非得已。而他纵然再厚颜，也不可能一边自诩要做周公，一边先跑进紫禁城里住下，等下属前来劝进。故六月十四与六月十五两日，他肯定待在龙江营中，而无可能在紫禁城里命人草拟登极诏，方孝孺自然也就无可能在此期间 “悲恸彻殿陛”。至于六月十三日晚，朱棣是有可能进入紫禁城，不过当时刚刚破城，百事芜杂不说，群臣的劝进亦尚未开始，他自无可能急不可耐地于此时命人拟诏。所以，可以排除六月十三日到十五日草拟登极诏的可能。
其次，我们再来看六月十七。这一天是登基日，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登极诏必须精心准备，不可能于登基日仓促起拟。但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一直坚决不答应登基，直到这一日，朱棣谒孝陵后，受群臣“胁迫”，不得已答应登基。仅从此处推断，登极诏倒是有可能于登基后仓促起草。但实际上，我们翻阅《明史 杨荣列传》，里间有“成祖初进京，荣迎谒马首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遂趣驾谒陵”的话语。杨荣是建文旧臣，但金川门之变后立即归附了朱棣，且后来杨荣终永乐一朝圣眷极隆。这样的人物，岂敢在朱棣还没有答应登基，依旧打着“周公辅成王”旗号的情况下，就冒然说出‘即位’这种犯忌讳的话语？如果他真在这种至关重要的场合失言，他又岂会在永乐朝仕途畅通？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朱棣在永乐十七日以前，便已答应登基。
需要指明的是，《杨荣列传》里的“成祖初进京”，应是指六月十七日正式进京即位。虽然理论上十七日之前朱棣也有可能进城，但那时朱棣依然在自称要“周公辅成王”。杨荣要在那一日就说“先即位乎”这种话，肯定会被朱棣杀了。而且《明太宗实录》也记载，朱棣是在六月十七日谒孝陵。
分析到这里，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明太宗实录》中六月十七日的记载是半真半假，谒孝陵是真，但被群臣逼迫登基则是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明太宗实录》为明朝官修国史，需美化朱棣，故才捏造出他“受群臣胁迫”，不得不“勉为其难”答应登基之事。
既然朱棣在六月十七日受群臣“胁迫”仓促登基一事为虚构，而他在登基当日才命拟登极诏的可能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六月十三、十四、十五、十七，那登极诏的起拟时间就只有六月十六了。由此推知，草拟登极诏的时间，就是在朱棣答应登基之后，进宫正式即位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其中最有可能就是六月十六日当晚！而在这段时间内，朱棣住在龙江大营（如果这天就进宫了，杨荣又如何在第二天“迎谒马首”呢？）。所以，在朱棣命拟诏书时，方孝孺或许可以“悲恸彻军营”，但绝无可能“悲恸彻殿陛”！
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将每段史料拿出，逐一驳斥。但窥一般而见全豹，连流传最广、最似权威之《本末》记载都能轻易被证明为伪，这诛十族之真伪便很成问题。故笔者以为，朱棣的确诛杀方孝孺，并对其家人大肆株连，但这不过是古代帝王剪除异己的惯常手段罢了，虽则惨烈，但在当时并不出格。所谓“诛十族”，应是无中生有。】
（第二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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