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需要证据，在中国一直比较重视口供，其实完全可以不说嘛，要说就说“不知道”。汉律规定，审讯时，首先要让犯罪嫌疑人陈述，期间不可打断；然后开始追问，法官对犯罪嫌疑人提出问题并要求其回答；最后是再次审讯，主要是为了核实以前的供词，如有不同可以进行更正补充。复问是审判程序中重要一环，即便不进行复问也必须记录在案。
不过讯问有时还不够，那就来刑讯，大刑伺候了。汉律原则上要求执法者慎用刑讯，即便用了也要按照法律程序来，而且动用刑讯必须有记录，以便日后查询。现在法律虽禁止刑讯逼供，但不妨碍执法机关继续这样做。
对于一些疑难案件怎么处理呢？刘邦时期就形成了“疑狱奏谳”制度，也就是下级审判机关把不能断定的疑难案件呈报上级审判机关，直至皇帝裁断。这一制度体现了汉初的审判制度奉行“慎狱恤刑”的精神。但实际操作显然不够理想。
刘启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知道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死了就不能复生，可见司法工作马虎不得。但现实的情况是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导致冤假错案频繁出现。所以，刘启要求在结案后，即便符合法律程序，如果民众不服裁决也可以上诉。下级法官当然不愿意把案件提交上级审判机构，如果判决没有问题无话可说，但是一旦上级认为下级判错了，下级法官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有鉴于此，公元前143年（汉景帝后元元年），刘启下诏说，审判案件乃国之大事，人的才智不同，官员也有上下之分。疑难案件要呈报上级复审，如果上级也感到疑难，那就交给廷尉复审。即便呈报案件复审发现下级断案有误，下级法官也无须负担任何责任。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要求法官从宽判案。
在君主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的立法者也是最高的审判者。所以法律的实施情况也就决定于皇帝本人的素质，故此法律制度也就存在不稳定性。不过，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要送皇帝审判，只有一些特殊的案件才会让皇帝亲自审判，这个做法符合君主社会里的法律程序。但是当某组织凌驾于司法之上，就不符合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程序了，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地审判，不敢把审判的过程公布于众，而公布的简单说辞也以撒谎为主。
刘启也继承了父亲的重农政策，重视农业问题便是重视民生，做到藏富于民。农业社会里，民众基本靠天吃饭，这决定了他们的收益存在不稳定性。可是他们还要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帝国要保障民众过得幸福快乐，就要在政策上对农业倾斜且轻徭薄税。
继父亲刘恒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后，刘启把税收改为三十税一，减轻了一半。大家或许对这个数字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知道秦二世时税重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明白汉帝国的税是相当轻了。刘恒把服兵役的时间规定为三年一次，算赋（人头税）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刘启把它继续实施下去，只不过把服兵役的年限由二十三岁提前到二十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