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忧国忧民的意识促使他一方面希望国民过上小康生活，一方面希望国家能够持续的稳定，而在他看来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维护国家稳定重要的是中央集权，这是贾谊的核心政治思想。我们知道维护中央的权威未必就一定要打压地方的自主意识。应该说贾谊这一思想既含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也含法家的中央高度集权思想。他认为地方权力如果过大就会威胁中央的权力。
长沙国作为异姓国能够存在长久，就因它太小、太弱，使得长沙王没野心，没有对中央构成威胁，而中央也不必怀疑长沙王会造成威胁。而像韩信、英布则不然，双方不可能长期共存，没有制度保障，彼此怀疑，只能演变为屠戮。这并不是说贾谊反对现行的郡国并行制度，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有效解决中央与地方不可调和的矛盾，贾谊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到只有制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的办法，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定礼制是核心内容，但它的确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首要的是让人们懂得名分，每个人各安其位，把守等级制度。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爹就是爹，儿子就是儿子，不能乱套。作为皇帝不能有贪心，如果能做到这点，哪怕接班人是遗腹子，只要把先皇帝的一件衣服象征性地挂在金銮殿，天下也不会大乱，这很像虚君共和嘛。
现实层面是，诸侯国面积过大，要把它们分割，分得越多越好，直到不能分为止。如果封国地大人多，而国王子孙又少，那就空留王位暂时由中央负责管理，等有新的子孙再来接任。用贾谊的话讲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但你不能粗暴地去抢，这些封国建立本身是合法的，所以要采用渐进式，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打着“仁”、“义”的旗号。到了武帝时期，“推恩令”便源于此。
试图立即解决封国过大的问题，既有贾谊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现实的担忧。在刘恒执政的第三年（公元前177年），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要修理一下刘恒的事情，要不是刘兴居的两位亲哥过世，内讧的规模将会更大。同年，淮南王刘长到首都做了件大事。
刘长是刘邦的小儿子，与刘恒的关系非常好。既然大哥当皇帝，小弟也没啥客气的，和刘恒一同打猎，一同乘车，也不叫皇上，直接叫“大兄”。据说刘长智勇双全，在今天肯定是出色的举重运动员，他能奋力举起重鼎，身体素质之好让人害怕。老哥苦练基本功为的是复仇。他到审食其家中，取出藏在袖中的铁椎捶击审食其，又命随从杀死他，这属于故意杀人。看来刘长的确聪明，事先做得相当完备。案发后，他驰马奔至宫中向大哥刘恒袒身谢罪道：
我母亲本不该因赵国谋反案获罪，当时审食其若肯竭力相救就能得到吕后相助，但他不力争，这是一宗罪；赵王如意母子无罪，吕后蓄意杀害他们，而审食其不尽力劝阻，这是二宗罪；吕后封吕家人为王，意欲危夺刘氏天下，审食其不挺身抗争，这是三宗罪。我为天下人杀死危害社稷的奸臣审食其，为母亲报了仇，特来跪伏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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