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职务分由几个官员来主管，让几个官僚连衔署名以相互统辖，是为了以鲭疑约束不肖无德之人。对于人才来说，有贤、不肖、中等人三种，以贤者约束不肖者，则不肖者恐惧；以不肖者约束贤人，则贤者忧虑；以中等人约束不肖者，则邪恶不会消除；以中等人约束贤人，则善行不会增加；以贤人约束中等人，则疲于奔命，以下肖约束中等人，则会产生朋党；以贤人约束贤人，则会出现意见分歧；以不肖约束不肖，会使他们沆瀣一气。不肖者恐惧时会撕破脸皮而伤害贤人，贤者忧虑时会自动引退以避祸，恶行不消除，则恶人会更加肆无忌惮，善行得不到助长则无助于进步；疲于奔命，则事情会办坏，朋党作祟，则媚上欺下之风兴起；意见有分歧，则会离开正道而折衷；不肖者声气相投，则会使他们狼狈为奸。这种以猜疑为出发点的任
官制度，只有以不肖约束不肖，才能相适应，这也与建立这种任官制度的本意大有违背。
天本于道，君本于天，相本子君，百官本于相，这才是最好的啊！天下万事万物，只要握住尺纲寸纽，就足以统治天下，造福万民。如今在这样广大的天下里，选贤拣德的方式这样繁多，时间这样长入，不能选到一两个心腹大臣，任以国事，便愤然废去丞相之职，唯有开国于风雨中的英敏明神之君，总理万机，统一上下，才能无所阻滞。过此之后，朝中奏报一天比一天多，陈案的时间越来越长，太平观念越来越强，乐声女色，禽戏纪技，靡靡之音，天天进入宫里供皇帝享乐，外事劳碌而内受蛊毒，大权能不落到宦官手中者是极少的。故胡惟庸、汪广洋（胡惟庸、汪广洋皆明初重臣、先后被诛）之类的大祸，虽从朝堂中消失了，却移到太监聚集的地方。如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皆明朝奸臣，以钻营而得宠）之徒，秉承大宦官的脸色唾遣，奉密令于皇宫北门之类，像波溶于水，瓦碎于地一样不可挽救。国家元气日渐萎靡，大政无人认真办理，民愁于乡村，士叹于家园，田野里没有粮食，钱币却被藏得蚀坏，公务你推我让，晋□□而□之大□，真叫人痛心啊！这就是不讲仁义，而实行猜忌之任官制度的恶果。
《左传》说：“以卑贱妨害尊贵，以新进离间旧臣，以小官加于大臣，都是悖逆正理的。”所以当君王者设立职名，天下尊崇职名，百官服从职名。职名设立颠倒，天下玩忽职名，百官混淆职名，必将使人们看不起爵禄而看重实权。爵禄是上天安排的秩序；事权，是皇帝的意图，不重爵禄则士人看不起功名，只尊重皇帝的意图则人会丧失廉耻之心。所以，杰出的君王对于“名”是很慎重的，名正则任务沉重，任务沉重则权高势重，权高势重则政事能办理得好。
如今当学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却立于九卿之上。以贱妨贵，以小加大，违反阶序者莫过于此。这将使天下小人投机钻营以争取事权，而天秩之序，遂荡然无可依凭了。
不设一品官，则吝惜所爱以限制权臣的，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想约束住所有的人，这与仁义背道而驰，想以此求得天下大治，不亦难哉！给事、御史的官秩只有七品，给事由巡视差任，御史由巡按差任，他们却主掌着六卿、两司大臣的审评大权，这也是不合历代典制的。而他们担任此职数年，就能升迁高官，做钦差，做民牧，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和前述一样显而易见啊。
如果早知道六卿之类大臣不称职，废除他们就行了。反而用新升迁的小臣去翻查趾时，使白发大臣被呵斥得畏畏缩缩，蹑手蹑脚，端坐在墙角遭受给事、御史们的呵斥，不是很不对吗？
所以说，君主重视“名”，则天下都重视名，君主不重视“名”，则天下就都把名看得很贱。设立“名”是为了差任贤能的，猜忌“名”便会尊崇旨意，使浮薄之人大进，借权推诿，偶然间有效的措施却变为法制，故纲纪残缺而秩序紊乱，不是有助于治国的正确法则。
唯有废除以猜疑为基础的任官制度，让该居尊位的居尊，该居卑位的居卑，该设什么官就设什么官位，该负什么责的负什么责，增加选举的难度，减少对官吏的防戒，树立至公无私之心，除去猜忌，竭尽中国的智力，治理轩辕黄帝开创的天下，民族富强，仁勇尽力，就是百年千年，也不会出现弱国丧权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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