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乃天命去留，即彼舍此之际，无庸置心，要以衣冠为带之伦，自相统役，奠维措命，长远丑孽者，实以为符，得人而遂授之。
自从炎帝的德政衰败之后，轩辕黄帝的时代就开始了。他忧虑天下面临的危险，铸造了戈、殳、戟、酋矛、夷矛等五种兵器，诛杀铜额、甭除飞沙（铅额、飞沙，指蚩尤兄弟）。在涿鹿山（河北涿鹿县）擒杀蚩尤（古中国九黎族部落首长）后，黄帝封存兵器，创造文字、音乐、巡狩迎瑞，定都建国，凤凰来集，良臣人梦，建立上万个诸侯国，他的子孙陆续登上帝王之位，到刘邦建立汉朝，一共经历了五姓、一百一十七位君王，这实在是极其伟大的功业啊！他何尝有把帝王之位当作私有物以留给子孙后代之心呢？
但是，上天仍不停止这种恩赐，继续给予神灵的维护，这是因为黄帝立下的良法美意，留传后代，一直没有丢掉，天下百姓衷心拥戴，一定要得到这种君王才感到有所依靠。所以，尽管多次遇到改朝换代，但最终却不能丢掉炎黄子孙，到外族去寻求宗主。追寻一下炎黄子孙长期统治天下的道理，是建立了中国，以阻止异族的干扰。
至于遇到天命改变、帝位交替，舍此就彼的时候，就不要放到心里，而要让中原文明之族自己统治自己，奠定天下的大纲，保住国家的命运，永远排斥恶孽的异族，以实印作为信物，得到合适的人选就授给他。但是，天帝之所眷顾，百姓之所怀念，如同游丝，如同胶汁，绵绵不绝，长久保持这种情况，实在是民意所求而天意暗助的缘故啊！
到了孤立的秦朝，君王治国的法度沦丧，秦王只想把整个天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时时猜忌，唯恐强悍有力者早晚崛起，仿效自己，抢夺君位。因此，他对有能力的人一律剪灭，有机谋的人一律打击，有实力的人一律削弱，君王之下的大臣不能拥有一点土地，亭长（秦汉时掌管十里地治安诉讼的下级官员）、邑宰（县令）等官员不能私藏一点财富。秦王想用这种方法巩固自己的大业，长久保持一姓的至尊地位，但是失败却随即到来。由此而言，见识浅薄，不立藩国，拱卫中原，辅助华夏，岂不是错误的吗？
汉朝有鉴于秦朝的弊端，兼用古制与秦法，为百年大计建立强干弱枝的藩国，虽有自创之特色，却大都暗合古制，受封侯王及封邑贵族，兼有几座城市和大量户籍，他们铸造兵器，储备粮草，不受中央禁令和约束。因此，长沙王可以对付三粤（广东、广西、福建）夷族侵扰，而燕王旦（汉武帝之子）受封的诏令中，对防备遏制薰鬻氏（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即匈奴）之事再三叮咛，汉景帝、武帝以后，用推恩法（即把诸候王的封地分给没有继承王位的子弟，明施恩惠，暗削实力）削减诸侯王的实力，借口耐金（汉代宗庙祭祀，诸侯助祭所献的黄金）不纯，免去大量侯爵。虽然诸侯辅佐中央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任命大将出征，派遣使者，却可以随意增减，控制军队。而且，调兵的虎符（古代调兵的信物，汉代用黄金铸造）、铜竹（铜制的竹管形信物）虽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却特别看重刺史（督察郡国的官员）、太守（管理一郡政事的官员）对军民的部署。所以，元帝（刘奭，宣帝子，开汉代宦官干政之先河，在位十六年）、成帝（刘骛，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之际国运衰退，安帝（刘祜，章帝孙，在位十九年）、顺帝（刘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之时国势日弱，但远能斩楼兰（汉西域城国，在
今新疆罗布泊西，昭帚时传介子杀其王安归）、郅支（匈奴单于名号，名呼屠吾斯。元帝初叛汉，反被陈汤攻杀）国王之首，击败乌桓（中国古代民族）、羌部（中国古代西部民族）。即使是王莽（字巨君，元帝皇后的侄子，篡汉自立，在位十五年被杀）篡夺了西汉，曹丕（曹操次子，代汉称帝，在位七年，庙号文帝）在许都（河南许昌）篡了东汉；但是，继承两汉正统的仍然是南阳的刘秀和益州郡（即益州，在今四川）的刘备，他们都是刘氏的子孙。
西晋司马氏失算，让羌胡居于塞内，召来他们造成祸乱，中国颓堕，井非没有自身的原因。而八王分治各州，各有自己的君长，各有自己的百姓，根基犹在，所以琅琊王司马睿（东晋元帝，早年袭封琅琊王，在位六年）仍然能延续下去。假使本身涣散疲弱，州郡没有可以凭借的力量，五胡十六国的兵马精强，绝非江东所能匹敌的。
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文弱，全不值得记载、凭借遗留的法令、国力，仅能支撑六朝政权在江东一隅存在二百七十年。如果六朝懦弱的君主），时时害怕自己孤立衰弱，把大权旁落作为自己最大的忧虑，那么用不到十年，石勒（十六国时后赵的创立者，在位七年）、苻坚（十六国前秦世祖，在位三十三年）、拓拔焘（北魏太武帝，庙号世宗，在位二十八年）等异族就早已横渡长江了。
因此，天下的形势，有合的时候，也有分的时候；有扩张的时候，也有收缩的时候；有放任顺应之时，也有强彼固此之时。所以说，大一统不能分割，只能因势利导。天下有乐于成功的趋势就使它成功，天下出现有利的趋势就利用它的大势。如今，天下让强悍的勇士柔弱下来，将纵横八方的人才聚集起来，迫使他们统统去务农，那么国家的实力就没有了；扶持老实谨慎的人，帮助软弱的人，让他们去当兵，那么军队只有个名义，而没有实际的战斗力了。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则会忘掉自身的脆弱，也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宰割万物，专营私利，放纵自身，大权在握，不给臣下权利，也不强化地方力量，这样，一些可以用来治理天下，拯救灾难的措施，便已荡然无存了。这是仁人所以痛心，而俗儒用以欺世盗名的事啊！
唐朝没有夏、商、周三代的方伯（一方诸侯之长）、连帅（十国诸侯之长）对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没有仁爱百姓的重大谋划和组织百姓、巩固国家根本、清洹族类、抵御外侮的重要谋略。他们窃取了寓兵于农的旧制，强行合并兵农，分设府兵（一种兵役制度，创于西魏，盛行隋唐），出征作战和守卫京城，只听中央命令。这种府兵制的弊端，本来只要经过几代君王，就会迅速导致国家的败亡；可是，一直到了天宝（唐玄宗年号）年间，祸乱才爆发，这难道是因为府兵制败亡的时间来得特别晚吗？
追溯府兵制残存的轨迹和它的兴衰，盖府兵制之坏自藩镇之祸起。原来从西州（唐州郡名，约在新疆吐鲁番和鄯善一带）沿着北庭（唐代六都护之一，辖盐、治等府州）直到辽河以东，都设置了都护（唐代统辖边远诸国的官员）、都督（官名。唐代边防重地的都督加赠旌节，称节度使），他们都可不按内地的方法，可以根据边地具体情况独自采取相应措施。因此，唐代前期的一些功臣名将，如李勣（唐曹州人，原名徐世勣、功封英国公）、薛仁贵（唐绎州人，骁勇善战，封平阳郡公）、王忠嗣（唐代郑人，屡立战功，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郭元振（唐贵乡人，武后时任安西大都护、金山道行军大总管）等人，率皆擅专赏罚，不必受朝廷制约，精选兵马，审察用兵时机，大量搜刮民间财富，待部下犹如奴隶，直至侵吞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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