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形象。
之所以达而不作，是因为笃信而喜爱古代文化。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笃信而喜爱古代文化，所以就述而不作了。
从孔于的实际文化活动来看，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的确都是编辑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并没有哪一项是他自己的创作。
可是，他的“述”却是非常不简单，用朱熹的话来说，是“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论语集注》）
当然，绝对的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无论你编辑也好，整理也好，总得反映出编辑整理者的眼光和取舍旨趣，更不用说还有“删”、“定”、“赞”、“修”的工作在内了。所以，所谓“述而不作”，多半是“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郭沫若语）实际上是有所“作”。
相反，倒是我们今天不少“作而不述”，专门“创作”的人，不是空谷来风，令人不知所云，就是“千古文章一大抄”，东拼西凑，而以天才的创作家自居，“著作等身”，欺世盗名。
这种人，听听圣人自谦“过而不作”，不知私下里到底有何感想？是不是以为自己远在圣人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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