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来。”
“献给英勇非凡的，”我念出上面的文字，“杰伊·盖茨比少校。”
“还有件玩意也是我随身带着的。我在牛津上学时的纪念品。是在三一学院拍的——我左边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51。”
那张照片上有五六个年轻人，穿着光鲜的校服，站在拱廊下面，拱廊之后可以见到许多哥特式建筑的塔尖。里面有个人就是盖茨比，看上去比现在稍微年轻一点点——手里拿着一只板球拍。
原来这都是真的。我看见他在威尼斯大运河畔有座宫殿，里面挂着许多五彩斑斓的老虎皮；我看见他打开满满的珠宝箱，用明艳夺目的红宝石来抚慰他那颗破碎痛苦的心。
“今天我要请你帮个大忙，”他说着心满意足地把两件纪念品装回口袋，“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你知道吗，我喜欢招待陌生人，是因为我想要在迎来送往中忘记我的伤心事。”他犹疑了片刻，“今天下午你会听说这件事的。”
“吃午饭的时候吗？”
“不，要到下午。我碰巧知道你下午要跟贝克小姐去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贝克小姐了吗？”
“没有啦，老兄，我没有。但贝克小姐人很好，愿意跟你谈谈这件事。”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会是什么，但我没有兴趣，而是感到很恼火。我请乔丹喝茶，可不是为了讨论杰伊·盖茨比先生的事情。我敢肯定他要请我做的是非常离谱的事情，刹那间，我真后悔当初踏足过他那人满为患的草坪。
他再也没有说话。离城区越近，他就显得越是矜持。我们驶过罗斯福港52，在那里瞥见许多涂着红腰线的远洋巨轮；又穿过一处贫民窟，碎石路两边是许多二十世纪初就有的酒馆，虽然仍有客人，但镀金年代53的繁华已经褪尽。接着垃圾场在马路两边展开，路过威尔逊先生的汽修厂时，我瞥见他太太气喘吁吁，卖力地抽动着加油泵。
轿车两边的挡泥板就像张开的翅膀，而我们就像撒播光明的天使，飞也似的开过半个阿斯陀利亚54——只是半个而已，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间前行，我听到一阵“突、突、突”的熟悉声响，有个气急败坏的警察骑着摩托车驶到我们旁边。
“没问题，老兄，”盖茨比大声说。我们把车停下来。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卡片，在警察眼前晃了晃。
“原来是您，”警察摘下帽子敬了个礼，毕恭毕敬地说，“下回认得您啦，盖茨比先生。这次真对不起！”
“你给他看什么？”我问，“那张牛津的照片吗？”
“我曾经帮过警察局长的忙，他每年都给我寄圣诞贺卡。”
我们驶上大桥，但见阳光穿过钢架，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照耀出一道闪烁的光线，而纽约在对岸高高耸立，那座座白色的大厦和糖块般低矮的楼房，尽是人们用没有铜臭的钱发愿盖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望去，这座城市总是那么新奇，依然如初见那样，充满了人世间所有的神秘和美丽。
有个死人躺在堆满鲜花的灵车中超过我们，后面跟着两辆拉起了窗帘的轿车，再后面那几辆车看上去没那么肃穆，载着的应该是死者的朋友。那些朋友看着我们，眼里充满了悲伤，他们的上唇很短，看上去像东南欧人。他们在出殡的日子居然有幸目睹盖茨比这辆豪华的轿车，我真替他们高兴。我们驶过黑井岛时，有辆轿车超过了我们，开车的司机是白人，车里坐着三个打扮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看到那些家伙不以为然地朝我们翻白眼，我不由哈哈大笑。
“过了这座桥，那边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心里想，“无论什么事情……”
连盖茨比这种人物都有，别的更不需要大惊小怪了。
酷热的正午。我走进第四十二街一家风扇开得很猛的地下餐厅，去找盖茨比吃午饭。眨眼把外面街道的明亮挤掉之后，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他在候座区，跟另一个人在说话。
“卡拉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夫希姆55。”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犹太人抬起他的大头，用两撮长得极其茂盛的鼻毛来问候我。隔了片刻，我才在阴暗中找到他那双小眼睛。
“……于是我又看着他，”沃夫希姆先生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猜我做了什么事？”
“你做了什么事呢？”我礼貌地问。
但他这句话显然不是对我说的，因为他随即松开我的手，用他那很具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钱交给凯兹堡，然后说：‘没问题，凯兹堡，假如他不闭嘴，半分钱也别给他。’自那以后，他就闭上了他的臭嘴。”
盖茨比拉着我们两个的手臂走进餐厅，沃夫希姆先生似乎还想开口，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梦游似的跟着往前走。
“要喝点酒吗？”领班服务员问。
“这家餐厅不错，”沃夫希姆先生看着天花板上几个长老会神话传说中的仙女说，“但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的，来几杯酒，”盖茨比同意了，然后他对沃夫希姆说，“那边太热了。”
“是啊，很热，地方又小，”沃夫希姆先生说，“但充满了记忆。”
“那家餐厅叫什么？”我问。
“旧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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