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在头版故事中繁冗地美化着克林顿在非洲做的工作。倘若卡特真对此心生妒忌，他也不会表露出来。新闻记者兼传记作家克里斯多夫·奥格登说：“在吉米·卡特身上，有非常伟大的部分，也有相当渺小的部分。我觉得，在这一事件上，由于他早早就得知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已经信心十足……我想他会说，在这个池塘里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帮助他人，假使克林顿花更多的精力来帮助他人而不是追逐女人的话，成就岂不是更加辉煌。” 克里斯·詹宁斯说，这两位之间的新关系让他们视彼此的工作为“互相补充”。他还认为吉米·卡特“很满意他自己的状态。他是个理智的人……从他那儿我一点也看不到嫉妒。”
克林顿在白宫中一位亲近的助手提醒他说，不要把这份新的更友好的关系看得太重。他说：“克林顿和卡特的关系从来也没有改善，也永远不会改善。”他还以老交情的身份说，克林顿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马列尔偷渡事件”的。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克林顿是为了实现他的抱负才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成为好朋友的——是吉米·卡特与杰拉尔德·福特之间关系的“翻版”。卡特总统卸任后做的事情都让克林顿给抢功了，他并且想要超过卡特。他还认为，卡特和福特的友谊是“克林顿与老布什友谊的一个不那么绚丽的版本，而后者（克林顿和老布什的关系）那么受关注的原因就在于，老布什是现任总统的父亲，而克林顿则像是一个国际摇滚巨星。
布林克利评价说，卡特是一个“走该走的路、说该说的话”的人，而克林顿，“直接从吉米·卡特那儿获得了”功绩，更像一个演说家，甚至还称得上是表演家——“美国政界的波诺”。从另一方面来说，卡特有着“浸信传教士的固执，甘心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凯文·德考克曾在肯尼亚见过吉米·卡特。德考克说，与克林顿相比，“卡特不太会去吸引群众”。克林顿“像名人一样地出现”。克林顿是如此地享受人群的围绕，如此地享受与人接触，以至于很难让他见到了人群而“不让他去和他们握手”。比较起来，卡特更为理智，更善于分析，“情感没有克林顿那么外露……克林顿有点过于矫情。” 克里斯·奥格登则更加直言不讳：克林顿是“社交型”，卡特是“自闭型”。
卡特就任总统时，桑迪·伯格曾在国务院中就职。他认为卡特“关注的主题很微观”——消灭苏丹的几内亚龙线虫病（guinea ）和埃塞俄比亚的河盲症（river blindness），监督巴拉圭的选举，增加厄立特里亚遭遇干旱地区的农业产量。他说，克林顿聚焦的主题就要“宏观”得多。卡特把他的注意力投向了“被人忽略的”疾病，而克林顿则投向受大众密切关注的艾滋病。
瓦坦·格里格瑞恩说，吉米·卡特是工程师出身，曾因监督白宫网球场的使用者而遭人讥笑。他像一位工程师那样开展他的工作——“结构清晰，组织性强”，有条不紊，但他做不到身兼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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