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到底，孙家只不过是因其武力被江东各大家族看中，而选为他们的代理人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吴其实是个“宗族联盟政权”，一切以江东各大家族利益为上。在这个前提下，就不难理解东吴历来的国策：保持江东割据地位，不积极进取，只消极防御。
蜀汉的情况明显不同。蜀汉内部分为三拨势力，一拨是刘备入川带进去的老人，代表人物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他们占据了蜀汉政权的核心地位；一拨是刘焉、刘璋时代的益州新贵，他们大多也不是益州本土人士，在蜀汉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代表人物有法正、李严等；第三拨是益州的土著。益州土著豪强不如江东大家族那样有实力，早在刘焉、刘璋时代就遭到了打击，刘备时期继续对他们以打压为主。
蜀汉以汉朝的正统继承人自诩，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因此势要收复中原、光复汉室。在这样的国策之下，蜀汉就不得不实行高度的集权，把政治、军事权力收归中央，甚至地方矿产也全由中央垄断，厉行“名法之治”，打击异己分子。
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全国上下同心同德，社会高度同质化，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集中起有限的国力，一次又一次地出祁山，一次又一次地伐中原，给国力雄厚的魏国造成巨大的威胁。
相比起吴、蜀来，曹魏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曹魏内部，既有蜀汉的因素——掌握军事、政治权力的寒族谯沛集团，又有东吴的成分——垄断了社会资源和舆论导向的世族汝颍集团，因此统治者就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保持平衡的黄金分割点。
曹操时代，行政风格近似蜀汉，厉行名法之治，打击世家大族。但是到了曹丕时代，深深认识到了皇权与世家合则两利、离则两伤，不得不向世家大族示好，九品官人法就是最典型最重要的制度体现。
从这时候开始，曹魏政权逐渐由高度集权的蜀汉型，过渡向宗族联盟的孙吴型，曹操时期的对外扩张战略，逐渐演变成维稳保守战略。但是曹魏本身的特性和复杂的国情，又决定了其不可能是两者的简单复合，而必将走出第三条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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