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北平
不管徐、林之间有无爱情，他们彼时的爱与恨、情与怨，都已化为历史的云烟。但他们的那份真、那份暖，却被点成眉间的朱砂，写在了来生的路畔，如莲花般清丽深婉，纤尘不染。
那段时间，地处偏远的李庄，也不时有敌机掠过。有一次，梁从诫问母亲，万一侵略者打进四川，我们怎么办？林徽因认真地回答他，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有个传统嘛，我们家门口不是有条扬子江吗？梁从诫听了，十分震惊，又急切地问，我一个人在重庆读书，你们就不管我了吗？林徽因歉疚地小声说，真要到那一步，也就顾不上你了。
这是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里的记述。当年小小年纪的他，被母亲的话深深感染，他也从此记住了，不管在任何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应具有高贵不屈的气节。
幸运的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联合抵抗，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欣喜若狂。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而这期间，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的朋友费慰梅，作为美国驻华特使已到了重庆。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便决定到重庆看病，顺便再会会老朋友。
胜利后的重庆，到处喜气洋洋。费慰梅用吉普车载着林徽因去兜风、看电影和上美国使馆吃西餐，去梁从诫的学校参观。林徽因还有机会随费慰梅参加了一次马歇尔将军的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她还同国共双方的要员祝酒进餐。
随后他们去医院检查。著名的美国胸腔外科医生李欧·艾娄塞（leo e1oeer）医生为林徽因做了彻底的检查，林徽因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严重，她的双肺和肾脏均已感染。医生预言，生命留给林徽因的时间或许只有几年，最多不过五年。
事实上，在此前林徽因病重期间，费正清夫妇就曾邀他们去美国工作和养病，但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致拒绝了。梁思成在给费正清的信中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虽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没能去战场与敌人浴血奋战，但他们却在后方无私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为黑暗中的中国建筑学乃至中国文化点亮着前程。
1945年春，国民党政府任命梁思成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席，并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文物目录。资料为中英文对照并附图片，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物都在军事地图上注明了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这套资料被发给了奉命轰炸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也有一份。
后来，在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除了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毫发未损外，日本的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直到四十年后，在奈良保护古代文物建筑国际学术会议上，梁思成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财富的行为才为世人所知，而他也因此被日本人视为“古都的恩人”。
由于怀念昆明的老朋友，1946年2月，林徽因由重庆飞抵昆明。故友相聚自然十分开心，只是林徽因的体质依旧孱弱，病情又呈恶化趋势。加之西南联大北返，老朋友们都归心似箭，中国营造学社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梁思成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等缘故，1946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又回到了北平。
回到北平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尚未上任，便被美国邀请作为中国政府派员，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梁思成离开后，林徽因与上次迁居李庄时一样，再一次扶老携幼地搬了一次家，住进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这是清华的教授楼，院落幽静，非常适合于休养。梁思成临出发前，曾交代系里的年轻教师，有事可与林徽因商量。林徽因也视建筑系的事情为自己的事情，义不容辞地做起了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建筑系前期的创立和运转过程中，也是别人不可替代的。
建筑系刚成立之初，资料室的图书资料不够丰富，由于梁思成、林徽因保存有大量的研究资料，梁家一时便成了建筑系的图书室，大家在这里查阅资料，探讨生活、文学、建筑和艺术。与年轻的学员和学生们在一起，林徽因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心理上的愉悦让林徽因获得了极大的放松，可是她的身体状况，仍是一路恶化，有时候讲几句话便气喘吁吁、浑身冒汗。这个时候，林徽因开始思考生命的本质，后来她写成了小诗《人生》：
人生
人生，
你是一支曲子，
我是歌唱的；
你是河流
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
我是个行旅者的时候，
你，田野，山林，峰峦。
无论怎样，
颠倒密切中牵连着
你和我，
我永从你中间经过；
我生存，
你是我生存的河道，
理由同力量。
你的存在
则是我胸前心跳里
五色的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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