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海参崴的人口估计约有一二十万，其中华人占3/5，他们大半来自山东省。有名的双合盛号大股东张某，出身寒微，只因他身材魁梧，热心公益，被推为华商总会会长，而他的经济势力以后更伸展到中东路一带。
张宗昌通过同乡介绍到这里的阿列乌斯卡亚大街华商总会，担任了门警中的一名小头目。当时俄罗斯海参崴一带胡匪猖獗，商界深受其害。张宗昌却对胡匪的行动规律、作案特点极为熟悉，故此时胡匪的为害案件屡屡被张侦破，张宗昌也因之受到华商会青睐。当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贩都不时孝敬他，托庇于他的名下。随后他又着手强化与俄警的关系，所以不久他就成了海参崴一带中国黑社会中炙手可热的骄子。
张西曼在其回忆文章中说：张宗昌当时在海参崴包捐、包赌，包庇戏园、烟馆，似乎可以使他们免除一切外来的突然威胁和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来，戏园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给他，新到的要让他享受初夜权，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头分红。他的俄国朋友们当然也在这些途径上朋比为奸，平分秋色。
据袁书娥在世时回忆道：张宗昌28岁那年，离开海参崴曾去刘子良家，由刘做主将年已20岁的侄女袁书娥许配给了张宗昌做“两头大”的妻子。所谓两头大，即两个妻子都属于正室大房之妻。喜事是在奉天办的，张用红轿子娶了相貌端庄秀丽的袁书娥，二人婚后感情十分要好。不久，张宗昌的钱花光了，需要返回海参崴，袁书娥未随同前往，而是由其妹妹陪伴住在奉天，待张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她也去了海参崴。
张宗昌对于被自己看作朋友的人，一向是真心相待。
在海参崴，替张宗昌摇笔杆的人是华商总会的年轻书记孙某。革命党人张西曼借着与孙某的文字之交，同张宗昌逐渐有了交往。
张西曼在海参崴时，常被几个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邀往山林打猎，或到海边游泳、钓鱼，就借野餐休息的时候偷看“”，彼此纵谈中俄两国的革命理想和事迹。因为山林打猎的机会较多，张宗昌曾好意劝阻他，要严密提防胡匪绑票勒赎的危险。张西曼于是托张宗昌代买一把手枪以为防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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