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是唐生智的“文斗法”，那么，控制武装力量，则是唐生智的“武斗法”。
1949年4月白崇禧电召曹茂琮到长沙，任其为新七军副军长兼永州专员。永州是通往广西的门户也是白崇禧部队撤退广西的必经之地，地位十分重要。唐生智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多次与曹茂琮联系，做他的工作。唐生智还命其弟唐生明在长沙找曹茂琮谈心，向他说明，只有倒向才是最上之策，才是光明大道，并且要他为湖南人民办事。曹茂琮听取了唐的意见，在组织新七军指挥部时，按照唐生智的意见做了：他找了几个熟人担任部队中的重要职务，这些人大多是唐生智的旧部，也是曹在衡阳军官讲习所的同学和好友。他们也积极联系各自的关系，表面上拥“白”，实际上拥“曹”，暗中拥“唐”。
为了配合迎接解放，掌握地方武装，唐生智还向程潜推荐了一批他的旧部安排担任一些县长、专员、司令等职，以便在湘中、湘南搞地方武装。准备控制湘桂、湘粤交通线，截断白崇禧撤回广西的退路，程潜都同意了。
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后，加紧镇压和平自救运动，解散自救会，逼走唐生智，威胁程潜，下令禁止一切关于和平自救运动的活动，并到处派特务监视进步人士，还开出了要暗杀的不下50人的黑名单。一时间杀气腾腾，阴云笼罩着长沙城。5月3日，白崇禧对唐伯球等人说：“孟萧（唐生智之字）先生领导的湖南自救会，本是一件好事，但容易被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唐伯球立即将此事告知唐生智，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经唐生智的四弟唐生明与地下党组织商量，权衡轻重，最后确定，唐生智暂回故里，在湘南做发动和联系工作，并拟派地下党员到东安协助唐生智进行迎解放工作。
1949年7月下旬，湖南省工委命地下党员刘寿祺到东安会见唐生智。刘与唐会谈了两天，刘告诉唐生智长沙各界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更高，自救运动更为高涨，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推进，程潜已由邵阳赶回长沙，准备发表起义通电，白崇禧的部队集中在衡宝线上，希望唐生智做好准备，免被白崇禧暗算。并希望唐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军窜回广西，以便解放军到湖南时，把白崇禧的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唐生智表示完全同意，并进行了积极部署，做通了欧冠的起义工作，并在江华、新田、道县、零陵等县都安排了能控制的人。
就在刘寿祺离开东安唐家不久，白崇禧为了防止他的后路被切断，要曹茂琮以唐生智的学生、旧部和白崇禧的代表名义，到东安去见唐生智，劝说唐“急党国之难”。还说“我们想请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看他是否有意屈就”？唐生智拒绝了要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建议，并请曹转告白，问白有何打算？唐生智表示，现在解放大军已经压境，白健生（白崇禧之字）究竟有多大力量，能否打一个回合？不能的话，又将如何？往西退那是张群、黄杰的势力范围，往南退回到老巢却犯了孙子兵法的大忌，八桂子弟一入家乡，各自回家，不战自溃。东撤台湾要仰老蒋的鼻息，看陈诚的脸色，寄人篱下，也不好过。究意何去何从？应该有所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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