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7）

    其实此时陈炯明完全有发财机会，让家人过上极为舒适的生活。1925年，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选举陈炯明为总理。1926年2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俱乐部，从事党员登记，陆续登记者达十余万人。致公党在当时是华侨组织，有许多富有侨商加入。作为党魁，只要陈炯明愿意，他完全可以捞取大量钱财，但他没有这样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寻求统治代理人。基于陈炯明在国内的声望，日本政府派影佐为代表，与陈炯明商谈多次，要陈氏出面组织华北伪政府。陈炯明要求日本政府签署交回东三省的书面文件作为出山条件，日本拒绝之。数日后，影佐携一纸支票来拜会陈炯明，对陈炯明说：“此次交涉虽未能谈妥，但双方友谊并无影响。素知竞公廉洁自持，生活并不丰裕，今愿就本人可以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炯明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陈炯明在影佐走后，在支票上用笔墨涂上“×”号，请马育航送还影佐公寓。

    1933年9月24日香港《振报》发表了陈炯明老友白逾桓的文章《哭亡友陈君竞存》，对陈炯明在港生活做了一个真实描述：陈君对于公家财产，丝毫不苟。解甲以后，日食三餐，皆仰给于朋辈，荏苒六七年之久，亲友多有倦容。港地炎热，陈君寓处极狭，上有八旬余之老母，呻吟床褥；下有十余岁之幼子，教养维艰；外有寡弟妇、寡妹，与贫无所依之伯叔亲戚杂处一室，而女又未嫁，妻又成盲。英雄虽不管儿女事，然与此辈朝夕聚处，日见其号泣困难之境，其能无动于衷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