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虽相识相交多年，而且交情可说持续终身，但两人的学问路径早已违离。可以说胡兰成始终在原地踏步，仍是他中国古代文人凭直觉顿悟，用诗论词话点评那一套，似有所指，实为无物，合纵论横，空话大话连篇。他在刘老先生面前还能混个场面，因为刘老先生本就是如此出身，但在受过现代学问训练的夏承焘面前就通不过，几次接谈后就明白了他的斤两，所以对他来信说在大学讲演，还写学术文章的吹牛，就怀疑其“是何种学术也”？唐君毅何尝不知道？他早已看出胡兰成旧文人这一套的无聊和没落，你不提也就罢了，大家客气，可你既然喋喋不休地吵上门来，那就干脆明白地向你道明，以后也不用再多来烦了。
对胡兰成准备写的那部包罗万象的大著《闲书》，按他的说法是：“为当代的人所写道德教科书”，“内容为天篇、地篇、人篇及历史、政治、文章、宗教、艺术、数学、哲学、科学、养生各篇，及道德之幅篇”。唐君毅婉转也是诚挚地劝他：“吾兄之思想见地自是天外游龙，不在藩篱之内，弟亦略能欣赏。大著闲书能写成自必可益人之神思。望早着笔。兄文能‘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此亦当世之所无也。弟去岁曾有一文论言与默，盖亦尝感多言人未必相喻，不如少言，少言不如不言，故写此文，意在‘归默’。言归默仍是言，则此中有一吊诡，是无可奈何者。”（1965年10月28日给胡兰成信）这是显然劝他罢手不要再写了。胡兰成当然不肯罢手，除这部书外，以后又写了用日文出版的《自然学》（1972）和在台湾讲学用的《华学科学与哲学》（1974）。写了之后还洋洋自得地逼人谈意见，弄得唐只能告知他根本不通：“兄文即事言理，理如天外飞来，事则当下指点，具见行文之际，灵光自耀；皆佩服之至。至于有关佛学教理，如赖耶识及科学中数学物理学之理论，与历史考证之类，依世间学术讨论，自有种种葛藤待于疏导，但兄之此著原是六经注我，读者心知其意，亦可相契于言语之外也。”（1969年8月25日给胡兰成信）
胡兰成是极端聪明的，自学成才，且才气纵横才情斐然，他的文章漂亮，“散文纪实”体别具一格，那是肯定的。但要说是什么“学者散文”，那就要看从什么背景讲的“学”了，若指现代学问、现代学术，那就是谬奖了，因为胡兰成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不过，这与他的文章好坏无关。胡兰成的无学，很不幸，早年是因为缺乏教育，没有机会进大学或从师接受专业训练，以后则是为他旧文人的孤傲习气所限，使他不但不自醒，反是自得自傲地看不起现代学术。
胡兰成确是博览群书，也能观察和分析，做点策论和形势预测是可以的，在政治尚未走上轨道之前更是绰绰有余的，就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者流，东方不亮西方亮，终有出头显贵的一日，而中国政治在半个世纪前，其实与春秋战国时代并无本质的区别，这就是胡兰成投身汪伪政府得以显露的时代原因。中国文人读点易，懂点禅，洋洋洒洒写点文章确有可观，但这仅限于现代之前，仅限于他所谓的“散文纪实”体。若想伸展出去弄学问，那就难免要出洋相。中国近代本已落后于西方，当进入现代社会，他若以为再能用旧文人那套，有所会心即发宏论，那真是弄错了时代。中国学问若不加以西方学术方法的改造，是再也搞不出名堂的了，唐君毅等人已经看得很清楚，胡兰成却是至死不悟，连现代学问门径都不摸，却来谈什么数学和逻辑，实在可笑复可怜。胡兰成所有这些学术著述和文章，都只是一个落伍文人的随便谈谈，看着玩玩可以，却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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