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兼任汪精卫秘书前后有四年，却没有到过秘书室。汪有事叫他，总在汪公馆客厅里见。他很自得于汪对他的客气，汪对其他公馆派人只叫名字，独对他称先生，他不认为这是生分和有距离，这点生分和距离也正合他清高狂傲的性情。陈璧君有一次对他说，他可以把汪当作大哥，而把她看成姐姐，他听了没有接口，他只愿汪夫妇待他如宾客。他还不想成为在汪身边钻营的佞幸小人，只是如宾客，就不会过于亲腻，就能多少保持自己的随意；因为如宾客，他才会在汪伪政府成立当日，心里就存讽刺，就敢对古泳今明言汪伪政府的存在不会持久；正因为如宾客，他才能在汪面前塑造和维持自己的谋臣策士的角色，多少保有一点独立性，随时随地能向汪建言，以此反更能见重于汪。汪身边不缺亲信，也不乏忠臣，少的就是敢独立建言乃至犯颜直谏的谋略之士，他就填充了这一角色。表面上是独立无羁，却是更为高明的迎风承旨的讨巧，胡兰成出入汪公馆，这是他算计清楚的自己能担当的合身的角色。
胡兰成狂傲，汪政府中的许多人，他都看不上，看上的也有搬，独对汪伪政府最高人物汪精卫，他自认是始终敬重的。这出于对汪的地位和资历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安身立命的认识，旁人如此看待，他自己也对此有数，没有“和平运动”，没有汪对他的器重，凭他自己，是绝无可能有此发展机会的。根据他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的见解，他知道汪所作所为的前途有限，可他直到最后，仍将汪伪政府和民国政府看成是《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的蔗副册。这是他的自解解人，既为汪伪这班人的汉奸行为解说，也是为自己开释。
他将自己的忠诚投注于汪精卫一人。他拉李士群入公馆派，是为了汪这个“国家元首”能直接控制特工；他瞧不上周佛海等人的骄横，就是因为周对汪的不忠，背着汪行事做小动作。他认为汪“到底是出身辛亥革命及北伐的人物，日本人小觑他不得”。并借日本人的口称道汪与日方谈判时，一边是战胜国，坐着日本大臣、大将和司令官，一方是战败国，坐着汪，但比起来只见汪是大人，日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汪的风度气概压倒了对方。汪精卫去东北“满洲国”访问，对公众演讲时热泪盈眶，他也跟着感慨。汪及其伪政府官员心虚理亏，心里总让着重庆方面三分，不敢以正位自居。重庆军统先在香港暗杀，以后又发展到上海南京暗杀，李士群的特工却不敢杀过去，胡兰成也只是报上发议论反对暗杀，在胡兰成看来，那只是与重庆两方刚柔相济为用的手段，是“敬畏现实”，汪的“和平运动”只存谦逊之心，干平常事而已。汪是委曲的，也是献身的，事虽难成或不成，汪却是为“和平运动”，真真做了精卫之鸟，衔石欲填东海。如此等等，这就是胡兰成为汪精卫所作的一番沉痛说词。自然，不管成败，胡兰成自始至终不以为汪有什么错，他自己有什么错，所以，当以后汪伪政府一干人被审判时多承认错，不承认错且终不悔恨的，恐怕只有汪夫妇以及胡兰成等不多的几个人了。
胡兰成以“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夙兴夜寐，以事一人”来表达他对汪的忠心，认为自己比谁都更忠诚。汪夫妇待他也不薄，他已在汪公馆登堂入室，与汪家人一起吃饭，一起乘凉和闲话。这些，他虽不曾怎样的受宠若惊，却念念切切在心。他不断给汪献计献策，得机会便上条陈建言。他跟着汪死命，在苏德战争发生以后，他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可当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不顾一切公然与美国开战，他看出这一次日本将自食其果，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达极限，是无法抵挡美国的，结果终将不利于日本。汪精卫却是极为高兴，没有理他。紧接着汪精卫访问日本，觐见天皇，和首相东条英机会谈，汪向东条主动提出以汪伪政府名义对英美宣战。汪回南京后召见胡兰成，胡兰成表示不应对英美宣战，汪极不乐。胡兰成这次没摸准汪的脉搏，汪伪政府自建立以后，除了与日本之外从没有过任何外交活动，这是一次机会，汪宣战，也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以汪伪政府的名义参与国际政治。胡兰成已隔膜太远，这是他与汪的最后一次单独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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