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25日夜间，汪精卫一行十余人，从越南海岸登上法国轮船“冯?福林哈芳”号起程往上海。
汪精卫已与重庆正式翻脸。他想不到，重庆居然会派军统特务来河内暗杀，他得以幸免，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曾仲鸣替他身中多枪，命丧黄泉。在这一刺激下，汪立即公开发表文章《举一个例》，出示了抗战前期一次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文件，其中载有国民党最高层有关对日谈和问题讨论的内幕细节。汪此举是为证明，谈和，重庆方面未曾不想，只是下不了决心而已，他主动出面先行谈和，这并没有什么错。
汪揭出老底，重庆方面极为恼怒，元老级人物吴稚晖立即着文嘲骂汪：“吾料其将病，今果疾矣”，“汪氏之处境狼狈，亦甚矣！”又指汪公开发表最高级秘密文件违法：“汪氏斤斤于主和不是他一人，就将国防最高会议的纪录披露，只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处刑更严。”彼方如此，此方新出骁将胡兰成立刻挺枪上马，还之以辱骂：“吴稚晖一向是以花袭人的身份效潘金莲的口吻写文章，肉麻当有趣，痛快淋漓而忘其所以的。他要骂人，总是先用石灰抹在鼻子上，使对方在观众面前成为可笑可怜的形象，然后从而打倒之，这次仍然是这一套手法，……这样子先用石灰抹在对方鼻子上的秘诀虽经已死的鲁迅点破过，视为不道德；但因其往往有效，遂转辗传授不绝。”[10]文章是越写越流畅了，此时此刻，汪派中也无人比他更合适的了，如此有来有往一个回合，胡兰成又为汪氏立一小功。
汪精卫此番回中国国内形成，确具有象征意义。汪先不愿搭乘日本专为迎接他准备的“北光丸”轮，日本方面只得由汪，但还是派出“北光丸”轮陪伴同行。无奈船出南海风浪太大，法国船太小，担心“出师未捷身先死”。29日，在广西南部海面上，汪精卫最终还是换乘了“北光丸”。就这样，汪精卫搭乘着日本船，在日本人的护卫下，一路驶入了中国的沦陷区。5月6日，汪精卫抵达上海。
汪精卫立即开始着手伪政府的组织，汪的计划分为冉：第一步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步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议会机构，最后第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然，所有这一切，事先必须征得日本方面的认可，于是5月31日汪精卫又带着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干人再往日本东京谈判“组府”问题。对汪精卫亲赴日本，此时尚在香港观望的陈公博曾急电阻拦，认为以汪的地位万不可去：“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顾不得了。既与重庆公开闹翻，汪不“组府”将无以继续，也无以自解。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日本其时想要的，只是一个由日本各种势力控制的松散的傀儡性政府，这与汪精卫所希望成立的以他为首的一体化新中央政府差距太大。为此，汪精卫自6月10日起，分别和日本内阁首相、陆相、海相、外相以及前首相近卫等会谈，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在以“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槐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等等先决条件下，日方最终才同意由汪出面组织伪中央统一政府的计划。既讨得“将令”，汪精卫回国后，先和已成立的北京伪中央临时政府王克敏谈，又与南京的伪中华维新政府谈。直到这几个伪政府之间的所有关系基本理清，汪伪集团方才正式开始在上海大张旗鼓地实施其组织伪政府的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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