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没有把握也打了起来，这还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现在却不应该没有把握再打下去。一年多的抗战居然打出了新外交基地，使得日本急于要找中国说话，使得英美深恐中国对日直接交涉，这在无形中已经提高了中国的身份。这种新的外交基地的出现，也就是汪先生所说“即抗战之目的已达”。现在的课题在如何运用此新的外交基地。首先，我们根据上面的一串分析，应当认识此新的外交基地乃如汪先生所说只能利用之以取得比较有利的和平，不可能拿它来做无底抗战的凭借。其次，我们还应当指出，这种新的外交基地是有时间性的，我们如果不能及时运用，一任英、美、日这三条力的线在那里自升自降，等到他们之间最后做成了均衡，做成了和局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外交基地便会消失，我们一年多来的抗战便完全为傀儡戏，什么意义也没有了。[8]
胡兰成就是这样一步步为汪精卫解说、引申、推论的。
谈和，并不一定只有汪可以谈。等到重庆方面也有了议和动向时，胡兰成遂及时抛出了他那篇《战难，和亦不易》的名文。
“战难和易”或“和易战难”，是从“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套过来的话。中国古人一向认“知易行难”，孙中山为强调理论对行动有着重要指导作用，而一反其意提出：“知难行易”说。对日抗战刚开始阶段，南京周佛海家地下室，经常来躲避日军轰炸的一些国民党高官和高层文化人多持愿和不愿战态度，因而被胡适戏名之为“低调俱乐部”。在这个“低调俱乐部”中，“战难和易”或“战易和难”就是这批抗战悲观论者经常议论的话题。胡适不久往美国，1938年1月12日曾有一封给蒋廷黻的信，其中说到：“九月八日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胡适尽管低调，对抗战无决胜的信心，但胡“和比战难百倍”的意思，是战争既起，和已不可能，与日本谈和已无任何余地，以中国的状况那就只有打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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