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他为汪所作的辩护：
汪先生艳电建议，完全根据去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原则，尽人皆知。国民政府领导抗战以来，未尝拒绝和平之路，前后有九国公约会议，德国大使及英国大使之奔走调停，皆蒋先生身亲其事，根据报载我驻美大使的演辞，则当英国大使于广州及武汉失陷后会见蒋先生时，国民政府且曾托其转询日方条迹是则在政策上初无分歧；所分歧者，仅在形势之估计及条件之解释。此种分歧，在于和平时机的选择，而不在于和平本身的肯定或否定，亦即仅为技术上的问题，而非原则上的问题。关于技术上的争执，尽应以民主精神提付讨论，言之者无罪。[2]
汪的出逃海外，发表“艳电”响应，责不在汪，乃是国民党缺乏民主所致：
民主集权为中华民国立国之基本精神，民主贵乎言论自由，方其未战，言战者即为有罪，方其未和，言和者又为有罪，此皆病态，足以损害国家前途。若谓汪先生“擅离职守”，此种指摘实应由指摘者承受。何以汪先生不得不离开重庆，何以须至别处始能发表建议，是皆历次以来阻遏言路，非法禁制之事迹实有以造成之。指摘者不自思其故，而以之归咎于汪先生，民主政治之谓何？[3]
坚决，是汪精卫出逃、与重庆国民党分手的又一主要理由，这也是汪伪集团与日方谈判、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条件之一，胡兰成揣摩汪的意思，在这一点上把握得很准。他在为汪辩护的同时，诬指中国的坚决抗战为欺骗国民党的骗局，中国是秉承第三国际意旨，借抗战之机，要挟和逼迫国民党：
我们今日的任务就是要从日本的爪下救出中国，也要从第三国际的爪下救出中国，我们反对日本挟持中国，同样反对第三国际挟持中国。因第三国际的挟持而诬陷汪先生。而使中国成为第三国际的赤色傀儡，这是自觉的中国人民，不愿做任何人的傀儡的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4]
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战争，但也牵涉并受制于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几大强国力量的影响，涉及广泛的国际关系。1939年年初，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只有半年时间，各国之间的分离与结盟、调停与争斗时断时续，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交相为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国际关系国际形势的把握和分析，是胡兰成颇为自得自满的，前已说过，在当时香港报刊杂志上，他只看重一位“乔木”的文章，其他人包括他身边那一批整日研究国际问题的“蔚蓝书店”同事，都不在他眼里，可他此时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研究，却有一个前定的不经论证即自明的最终结论，那就是汪精卫降日求和的“和平运动”：
这次中日战争有几个可能的前途。其一是中国胜日本败，其二是日本胜中国败，其三是中国败日本未必胜，其四是日本败中国未必胜。而无论如何，其结局总之是“和”。因为这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势力的较量，而是牵涉到国际诸势力的错综运动的。从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英美德意等国并不是加入中国这一边或者加入日本那一边，他们始终是第三者，虽然这一群第三者自身包含着几种正反的因素，对于中日战争所取观点，不但英美与德意有其分歧，即英与美，德与意亦有其分歧；然而他们统统是第三者，第三者所关心的不是中日的或胜或败，而是各以一己的利害为前提来考虑中日战局，使之适合分量的。他们不希望一方面大获全胜，因为不管哪一方面大获全胜，第三者都生怕失去他们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他们不容易在这上头打主意。所以，他们总是愿意即使一方败，别方未必胜，以为从中支配均势的余地。由于这种主观上的算盘，再加上客观种种的顾忌和牵制，他们不但不利于让日本大获全胜，而且援助中国，使之大获全胜，事实上也有所不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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