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2]，嵊县当地的会党首领，只因参加光复会而在辛亥革命时被推上潮头，率部光复绍兴任绍兴军政府都督，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不久遇害。这位乱世出头的草莽英雄，其身名仅显耀于一时一地，而为现代人知晓，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人以文传，得之于鲁迅和周作人文章中多次提及。
马寅初[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成为知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地位更高，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马寅初不仅在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知名，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声誉，这主要因其两次批评建言。一次是抗战时期，马寅初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是激烈抨击了权势豪门巧取豪夺乘机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第二次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为此而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幸亏他寿比人事长，终于在垂暮之年恢复名誉，他对于中国人口控制的见解得到了重视，并转而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这两位乡前辈，与胡兰成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前者在年代上无缘，王金发殒命刑场时，胡兰成尚年幼。马寅初长胡兰成一辈，可在人生轨迹上完全南辕北辙，胡兰成出生至离开家乡那段时间，马寅初在美国留学；胡以后去广西教书，马则是京（北京和南京）沪三地著名大学教授；胡加入汪伪集团，活跃在南京上海时，马远在重庆；胡最后亡命海外，马在北京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两人之间有可能发生的一次交叉，胡兰成也没有找到机会。
那是胡兰成婚后，在家乡无出路，曾北上一年，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办公室做职员。其时，马寅初亦在北京。马寅初1916年自美国回国，即到北京大学任教，任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在此期间，马寅初还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卷，并与同仁一起创办了上海东南大学商学院和中国经济学社，但其基本活动仍在北京，在北大做教授教书。直到1927年，马寅初才离勘京回家乡浙江任省政府委员和省财政审查委员会主任。胡兰成与马寅初虽然地位悬殊，可既同在北京，他以小同乡身份找上门去应是情理中的事。不知道是他没去拜门，还是拜了门没被接纳，在胡兰成回忆录中丝毫不见提起，两人之间似没有发生任何关涉。若胡兰成此时能得这位乡前辈的照顾和提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肯定会有极大的不同。胡兰成文章中虽从未提起马寅初，但他不会不注意马寅初的活动和著述。马寅初在1928-1936年间，曾多次返回故里，为嵊县国民党党政人员讲课，共做过“中国何以如此贫弱”、“非常时期的经济问题”、“民族经济”等专题的九次演讲。马曾指责嵊县当地官绅非法增收田亩附加税，迫使县政当局将此款项收回改作了地方教育经费。说胡兰成会注意马的活动和著述，是因为马寅初所讲中国贫弱的问题，是胡兰成亲身感受的，眼看着几十年间胡村从富裕趋于迅速破败，自己家中也日益穷困潦倒，这些问题变故是他长年思考始终萦绕于心的。他在广西苦读五年，主要就为了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民生经济问题，他自广西北归，第一次为上海《中华日报》写稿，写的也是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两篇分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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