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刚柔相济，中兴之臣（6）
二、整顿官府，拓宽财源
为了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张居正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然而，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明王朝由来已久的积习。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时，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但张居正敢于冒风险，以其非凡的魄力在为政不久后就取得了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首先，加强监察，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六科。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与二品却可以互相牵制，六部之事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聩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当政后改为六部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使吏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其次，以理财作为考核官员的准则。当时官场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弄得民不聊生，不堪重负。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贪官及不法权贵，这样，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补足了国家亏损，这一举动不仅打击了豪强，而且安定了天下的百姓民生。
再次，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张居正在用人方面破除了论资排辈的偏见，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以他为中心的内阁里，很快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树新政作出有益的贡献。在改革推向时，张居正还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这样，在张居正主朝时，政府网罗了天下的英才，一时间，明朝的吏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三、平均赋役，厚商利农
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因此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社会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王公贵戚、勋臣和大地主倚仗特权，贿赂官府，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随着这种现象的日益加剧，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濒临衰竭。按照明朝初期制订的国家征收田赋的政策，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可是，后来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张居正着手派员开始调查，次年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在整治赋税不均的现象后，张居正随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役、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简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很快带来了商业的空前繁荣，大大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加快，与此同时，张居正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而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的治河方法，摒弃传统观念，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既保障了生产，又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通过改革，明王朝重新焕发出生机。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编后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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