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员叶檀在《蜕变的中国富豪，有毒的商业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家形象全部被掺上‘三聚氰胺’，肯定不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失误，而是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出现了大问题，洞察到这一点，并予以及时的救助，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不会异变为与权力结合的干劲。只要目前的资源配置方式不改，总有富豪为追求权力暴利铤而走险。黄光裕如果不倒下，那么，他们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在毒化市场的环境；当黄光裕等企业家一一倒下后，我们不得不惊异地发现将面临市场的无垠荒漠，剩下的是自称能走向市场的国企。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危险的软路口，面对最危险的挑战。”
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的路径决定了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是改革的推动和试错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法者，一直游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而国家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又迫使他们只能通过寻租的模式换取发展的空间。要么不发展，要么突破法律的底线去发展，以违法换生存的原罪由此而生。民营企业不断突破现有的法治，并以原罪的代价创造着这个国家未来的法律要素，这成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写照。
形成企业家的原罪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整个社会道德风化的沦丧。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出现某种道德真空的环境下开始的。此后经历了文化、社会的冲洗，一些人的道德信念、伦理意识都十分淡薄，企业家也不例外。那些精神荒芜的企业家每天又与钱财打交道，其行为自然会变得缺乏节制。
当然，企业家自身的贪婪和抵抗力薄弱，也成为原罪滋长的最佳土壤。特权会腐蚀人的心灵。一些企业家逐步发现，通过贿赂官员可以很方便地获取超常规的利润，便主动地在官员身上加大投资，为自己购买某种特权。这些非常具有野心的企业家通过金钱收买官员之后，其心态、行为模式必然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他们会强横地对待交易伙伴、第三者，他们会肆无忌惮地操纵市场。在自大心理驱动下，他们会谋求企业超常规的扩张，盲目追求全国第一、世界第一。这种狂妄、放纵、肆无忌惮，最终给他们招来灾祸。
王小东在其《中国精英的衰败与重生》一文中认为，在这30年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是所有精英阶层中表现得最好的，中国这3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由他们和广大的普通中国人创造的。但作者随即指出，他们一旦超出了经营企业的范围，其表现就显得十分粗陋了。“在阶级关系中，他们还远远没有学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的那种成熟，表现出对于其他阶层利益的冷漠甚至无视，甚至毫无必要地激化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他们的巨大财富和媒体为了获利而对于他们的追捧，使得他们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他们现在过早地向政治和思想领域伸出手来，声称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应该接受他们的领导，这实际上是不自量力的，必将遭致对于自己的损害。”
真是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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