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总裁任正非

    第五章 中年创业（6）

    迫于国内企业的对抗，很多国外公司纷纷撤资，中国通信设备市场上七国八制的局面自动解散。合资企业上海贝尔成为市场上的领先企业，其次就是民族企业华为、中兴、大唐、巨龙。据说是信息产业部前部长吴基传首创的叫法，把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4家国内企业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的名字串起来叫成响亮的名字——“巨大中华”。国家有关领导人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民族通信企业的发展，一时间 “巨大中华”的提法不径而走，华为在各类展会上高悬五星红旗，以“国内自主开发”的机会来争取政策支持，获得和运营商坐下来讨论的机会。90年代中后期，“大中华”积累了万门交换机的实战经验，潜心布置下一战役，下一步就是要进入大城市市场。

    几乎是农话市场的重演，国内企业又一次在国际公司毫不注意的接入网市场得手，并且凭着政府的支持大张旗鼓地进入城市交换网。中国政府自1995年起实行对国内通信产业的扶植政策，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停止利用国外贷款购买进换机，停止对进换机的免税优惠政策，并强调新进入市场的程控交换机必须支持v5接口。国家的政策立即产生了效果，国内企业崛起，国产交换机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由于当时国际厂商对v5接口不重视，普遍没有支持v5接口，国产机型顺理成章地占领了80%的新增城市市场，得到彻底翻身。1992年国产交换机的市场占有率仅有10％，1997年已超过50％以上。此时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市场接近饱和，竞争相当残酷，交换机市场价格从300美元降到1998年的50美元。

    在这一次市场的重新洗牌中，华为、中兴和上海贝尔成为国内程控交换机市场上份额最大的三家公司。大唐由于体制问题在产品转型上决策迟疑，延误不少大好机会，与中兴和华为的差距越拉越大。民营的华为和国有民营的中兴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尤其任正非和侯为贵表现出卓有远见的胆识和勇气，抓住了每一次市场机遇并适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在华为等国内企业搅局之下，交换机国内价格不断下降，逼着国外品牌也跟着下降，无形中给国内运营商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老百姓装电话的成本也大大下降，普通人家开始享受到电信服务。此时国内过去以公务电话为主体的用户结构逐渐转向家庭化，农村市场也迅速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