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转语和破假借字都是古音学的实际应用。以现代科学范畴之，转语是词源学，破假借字最终还是求字义词义，因而是词义学，两者密切相关。在转语方面，戴震试图建立其应用理论系统，即从音理上回答形成转语的条件，以矫正声训中的滥转。这对破假借字当然也是有用的。
要论转语和通假的音理，就不能不涉及语音的发音方法和部位。戴震说：“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②为了说明音转之理，戴震引进了声类与声位的概念。他说：“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喉音至唇音），按位（按：声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按：五大声类：喉音、舌音、牙音、齿音、唇音），小限各四（按：声位分四等，相对应的发音方法有清、次清、次浊、浊），于是互相参互，而声之用盖备矣。”这样5×4＝20，正好二十章，“余别为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作《转语二十章》，是想列出个语音系统，说明什么情形下可构成声转，形成假借，什么情形下不能构成声转，形成假借。何九盈先生曾据上述思想画出了戴震转语的声母系统表：共分二十章，五大声类，各类声位有四，相对发音方法有四，因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形成二十声纽③。何先生评价说：“确定了声类与声位，‘转语’就有了一的基础。① 黄侃著，黄焯编次《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83 页。② 段玉裁《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③ 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① 王引之《经义述闻序》。
② 《转语二十章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06 页。
③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261 页。先不论这个基础是否合理，是否完善，它毕竟搞出了一个语音系统，严格按此系统去谈‘语’之‘转’，就是遵循了一定的准则，比之漫无边际的声训，又是一大进步。”①戴震对语转音理的探索，是语言学史上最旱的尝试，现代则有王力《同源字典》中列出的声纽表及声转情况的说明②，一目了然，而戴震是探索这一重大课题的先驱。从戴震到王力，其间探索这一课题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遵循戴震前行的。孔广森（1752—1786）阴阳对转直接继承戴震（孔主要还是讲韵转），章太炎又继承戴震、孔广森而言阴阳对转旁转之说，并作《成均图》，加之《文始》，章氏可谓言转语的集大成者，王力的《同源字典》中的声转和韵转表，大受益于章太炎，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直接得益于戴震③。
戴震的转语法还有正转和变转的区别：同位形成正转，位同形成变转。
他说：“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这是讲正转的。又说：“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这是讲变转的。“同位”实际上是指同一声类中同一母位，也就是同一声母。“位同”是不同声类中的同一母位。戴震举例说：“台余予阳”在他的《转语》第三章喉音第三位，而“吾印言我”在第十五章齿音第三位，声类虽不同，但声母的母位相同，属于“位同”，称为变转。“位同”说似乎是戴震的独创，用“同位”说声转即有同声母或双声说，用“位同”说声转为变转等于撇开了声类、声纽及其联系，仅就清浊谈声转，有很大的困难。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语转离不开声类、声纽和韵类、韵部，位同不必再作为一个条件放入，且确定“位同”字也很困难，后来，戴震把语转的研究坚决转向了韵转，比《转语二十章序》（1747）晚二十九年的《答段若膺论韵》（1776）则讲正转之法：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联贯递转，三为相配互转，前二者都是以古韵分部，邻韵相通为依据的，第三讲阴声韵和阳声韵的配合。真正完整地运用阴阳对转的，还是孔广森，而王力的对转说以古音分部为基础，表而出之，简单明白，说得更为显确和简明①。
《转语》的科学价值，还不全在于对声转原理的具体探索，而更在于揭示了研究声韵学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要重视发音原理。戴震所说的“自然之节限”，从舌根到双唇的发音，就是对发音原理的刻意探寻，这是科学史上对发音原理的最早的思考和具体叙述，开近现代语音科学研究的先声。梁启超曾认为，那些洋洋千万言的文字、古音研究的书，都不足畏，唯戴震重发音为最可观。他说：“??所做声系一类书，我都认为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注重收音，忽略发音，还不配戴东原所谓‘那一卷书。’”②梁氏所看到的戴氏论发音的书，也就是那七百来字的《转语二十章序》。
①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260 页。②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8 至20 页。
③ 参见本章四节。
①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18 至45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212 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