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初民族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相适应的是。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康熙本人就向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习欧几里得的《初等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的《应用几何学》，学习天文、地理、生理解剖等，还聘请洋人参与制定历法。康熙本人还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保持着书信联系。由于对外来科学文化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清初就出现了象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等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屡为戴震所征引，往往成为戴震学术的逻辑起点。
与清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开放极不协调的是，清王朝实行封建高压统治和主义的文化政策。清代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兴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八十余起，从康熙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止，著名的文字狱已有七八起。在这极其严酷的现实中，读书人只能转向文献订讹，名物考证，不敢触及思想禁忌，借以保身避祸。章炳麟说：“家有① 如雍正帝1727 年5 月谕中曾指责手工业使社会“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是逐末之人，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清廷还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地设置管理织造的机关，控制其发展。① 乾隆时期已有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他们拥有巨额资金，其中成为商业资本的部分又投放成工业资本，当时的苏州、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为著名的商业都市，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市、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贾户数千家。
②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荷、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出超二百四十多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年（1775 年）出口的茶叶有一千六百余万磅，乾隆五十年（1785 年）出口茶叶达二千八百多万磅。
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①戴震生活在雍、乾，亲眼目睹过文字狱的惨祸。
封建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学东渐的交汇，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戴震及其学派在上述畸形的历史背景上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封建，不等于说禁绝一切学问，这就仍然为从学之士开了一条有限的生路，从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看，清廷的确毁了不少书，也改易了书中的许多文字，但更多的限于史学方面。经学的研究，乾隆帝和嘉庆帝都是提倡的。康熙、雍正都还提倡理学。一方面官方理学与文字狱相结合，以理杀人，以致人人畏避，另一方面，到了乾嘉年间，清廷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文化政策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容忍那些纯学术的经学，亦即理学的研究。然而，从顾炎武（1613—1682）到戴震，恰恰主张“理学即经学”，要从那貌似仅可作纯学术研究的古代经典文献中找出透视社会历史、人伦日用、知识蕴涵的道理和规则。戴震从事的文献考订、语言文字，乃至以自然为本体的人本道德哲学等，都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它们无不以强烈的科学求实精神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们的影响不仅激越当时，直至今天，戴震的朴学即科学思想仍不时引起巨大反响，尤其在一些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的领域，例如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方志学、汉语史等的研究方面，戴震学派的朴学方法、科学哲学思想仍有很大的吸引力。至于他的以控诉“以理杀人”的罪行为中心的一系列道德哲学思想，则深深打上了平民哲学的烙印，故被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们所排斥，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则被打入冷宫，其因盖出于此。
① 《检论》卷四《清儒》，见右文社刊行《章氏丛书》第三册《检论》四第二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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