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德里等进行宣传鼓动。到处都是积极响应。
甘地一路独自旅行，一路骚扰不断。
罪犯调查局人员一路跟踪他。特务们常以查票为借口找甘地的茬儿。甘地倒是无所谓，他看得多了。只是这里的旅客纷纷不平，痛责特务。他们并不认得大名鼎鼎的甘地，只是把他看作一名沙陀 （化缘修行的人）。他们常 常指着特务吼道：“你们为什么老是跟这位可怜的沙陀过不去呢？”有一次，由于特务的寻衅，甘地差一点没能上车，这时几个旅客见状，扛起甘地把他小小的身子从窗口塞进去。
斗争取得了胜利。还不到7月31日，政府便宣布废除契约制度。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时间转眼到了1917年。
这件事发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比哈尔省的三巴朗地区。这里到处都是靛青种植园。原来三巴朗的佃农按照法律规定，每耕种20卡塔土地，必须有三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正好有一亩）制。甘地从未到过此地，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有一次一位三巴朗的贫苦农民请求甘地到那里看看农民的悲惨状况。于是年初，甘地便启程前往三巴朗。
有位圣人前来调查农民的悲惨遭遇！这个消息很快传至千家万户，成千上万的农民潮水般涌向甘地住地，以目睹圣人为福，并向他诉说苦难。当地种植园主立即表示不满，警察当局命令甘地马上离开此地。甘地不予理睬，结果被传到法庭。谁知这天几千农民没有任何人组织自愿跟在甘地身后涌向法庭。法庭只得保释甘地。在调查过程中，当地的税务官、县长、警察局长们渐渐了解了甘地，感到他并不是有意冒犯他们个人，而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抵抗。于是甘地所到之处，他们主动派人维护秩序。地方报纸也开始关注此事，对甘地的调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甘地开始着手调查，爬山涉水，走村串户，与乡民谈话，了解民情、过细取证。他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有一次他刚从三等车厢内下车，一群农民就围住他，把他送上一辆马车，然后解开马，要用人力拉他走，以示对他的尊敬。甘地含着热泪，耐心劝说半天才算说通那些热心的农民。
甘地一边调查，一边组织志愿人员对当地严重缺乏文化的农民进行基本卫生学的教育并为他们的孩子在六个村子创办学校。这是甘地的一贯主张，一方面在外部反对不公正不平等，一方面又在内部消除愚昧和无知，鼓励大家要敢于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当局对甘地的行动深感无奈。最后只得成立一个包括甘地在内的调查委员会。甘地在当地记录了几千名农民的申述辞。委员会因为由政府宣布成立，当地农民感到焦虑不安，很是信不过。有一天，在培迭亚汇集了一万多名农民请求与圣雄见面，想听听他的看法。甘地便会见了这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
甘地告诉他们，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但他们最好不要每天到委员会办公的地方集会。如要诉冤，去找他的助手申述。农民们这才一颗石头落了地。委员会在甘地精神的感动下，拟出了一个偏向佃农的调查报告。
后来一位委员会成员说，甘地总是那么精力充沛地对待调查，总是满怀信心地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力争，总是毫无偏见地对待对手，真是难得。
在回忆此事的时候，甘地总想起他在三巴朗被传讯到法庭时发表的声明，声明中他曾这样说：“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唤。”
存在将近一年的“三卡塔”制度终于被废止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头了。甘地本想在这里久住一段时间，多为农民作些建设性工作，多开设一些学校。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上帝不允许他作出这样的安排，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三巴朗斗争，实际上是甘地在印度所领导的第一次群众性斗争。这次斗争是直接针对欧洲种植者所进行的。
当时，国大党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他们是提拉克、贝桑特夫人和甘地。提拉克以雄辩的口才到处旅行演讲宣传自治运动；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报》等阵地，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真诚的感情和不屈的意志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不过，国大党的这几位领导人物只有甘地最能与广大农民保持联系，同时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了解。
年内，英国印度殖民大臣张伯伦被撤职，由孟达古接任。国大党当即决定，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詹姆士和印度殖民大臣孟达古请愿，要求支持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先前提出的改革方案。甘地被选为代表团成员，该团成员还有提拉克、真纳、老尼赫鲁 （莫提拉尔·尼赫鲁）等。甘地没有参加这个 改革方案的起草，但他仍然十分认真地为改革方案作宣传。在他的努力下，古遮拉特数千人联名签字呈递请愿书。
不久，国大党古遮拉特政治会议在多德拉举行。甘地当选会议主席。甘地当即宣布，每次会议必须进行例行通过效忠决议的做法取消。甘地说：“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谁要责问，就说是我甘地的意见。”
甘地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活动，无不惦念着他的真理学院。可是在这年的夏天，真理学院却遇到了新的困境。原来，真理学院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突然发生了瘟疫，情况十分严重，如有不慎，便会波及真理学院，孩子们的家长整天为此提心吊胆。甘地开始想通过加强卫生工作来防止瘟疫的侵入，但是小环境再干净，大环境不行还是等于零。于是甘地决定搬迁。校址选择在沙巴玛迭河畔。这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树木，有的只是一片荒野和毒蛇。开始先搭帐篷居住，搭成一个铁皮厨房，生活异常艰苦。而且隔这里不远处就是一座监狱。甘地不无幽默地告诉大家：“举行非暴力抵抗的人进监狱是十分正常的命运，经常看到监狱也不无意义。”这个时期，真理学院成员已发展到40多名，男女老少同舟共济，同吃大锅饭。
甘地望着那看不到城市、看不到村庄的荒坡，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土地。
这里还需要交待的是，当甘地离开三巴朗不久的时候，他在那里办起来的六个村子的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甘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深为痛心。
乡村建设性工作的基础原来就这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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