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11日，麦克阿瑟发回一个新的取胜计划：
一、对北朝鲜境内敌人后方的全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以造成混乱和动荡不安，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
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中国增援部队跨过鸭绿江。如果仍然禁止轰炸鸭绿江和对岸地区，应在敌人的主要运输线上布设放射性废料，以切断北朝鲜与中国的联
系；
三、在北朝鲜东西海岸上端实施两栖和空降部队登陆，对敌人实行大包抄。那时他们要不饿死，要不投降。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建议只作了简要答复，似乎有点粗鲁。大意是：别提了，总统想脱身了。
1951年3月7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抱怨说，现在朝鲜前线已经稳定下来，危险在于陷入僵局。除非近期派出增援部队，否则敌人将再次发动反击，那就可能是一次残酷的大厮杀。必须在“最高国际水平”一级上对此作出决策。
麦克阿瑟见华盛顿毫无反应，便于3月15日安排了合众社董事长休·贝利的一次专访。在谈话中，他批评了不准他的部队越过三八线的命令，他抱怨说，这项命令远不能完成既定的军事使命，事实上，美国和它的盟国早已放弃了这一使命。
这些公开言论完全违背了马歇尔曾发布的关于禁止军事指挥官直接与报界接触的命令。但华盛顿没有追究此事，而是发给他另一份电报：
国务院将很快草拟一份总统声明：由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业已肃清敌人，一般认为，在使用重兵挺进三八线以北之前，应进一步通过外交努力达成停战协议。决定作出外交反应和使重新进行谈判成为可能，都需要一定时间。
气急败坏之下，麦克阿瑟决定背水一战。在没有华盛顿授权的情况下，他擅自发表了一项充满挑战性、攻击性和羞辱性的公开声明。他大言不惭地欢呼他的部队重新取得了军事主动权，然后对中国及其军队的能力和素质加以羞辱性诋毁，最后进行战争叫嚣。他说：
甚至在联合的行动遭到种种禁令的约束，红色中国因而获得军事上好处的情况下，事实也证明红色中国完全无力凭武力征服朝鲜。
因此，敌军现在一定痛苦地认识到，联合国只要作出决定，不再耐心争取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地区，而是转为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就将使红色中国陷于土崩瓦解的凶险之中……
这是一个战争狂对心中不满的发泄和对华盛顿的展丑，是对中国的战争挑衅。时隔不久，中朝几十万军队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攻势，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
1953年3月23日晚上，马歇尔已经上床休息，助理国防部长洛维特打电话给马歇尔，把麦克阿瑟的声明念给他听。没等马歇尔说话，洛维特就说：“这次他的确走得太远了，我们只好撤他的职。”
“只有一个人有权撤他的职，”马歇尔说，“那就是总司令。”
第二天，杜鲁门召集会议，马歇尔因有重要约会没有参加，由洛维特代他出席。会议没有决定马上撤麦克阿瑟的职，只是发给他另一份电报，警告他今后的任何声明均须符合1950年12月6日的命令。
4月5日，共和党国会领袖约瑟夫·马丁宣读了麦克阿瑟于3月20日给他的一封信：
奇怪的是，有些人似乎觉得难以理解：阴谋家选定了亚洲开始实现他们征服世界的图谋，因而我们才在战场上参与了由此引起的争斗，就在外交家们在欧洲唇枪舌剑，用言语反击征服的同时，我们却在这里手持武器为欧洲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这场战争中输给，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打胜，欧洲就可能避免战祸，依然保住自由。正如你指出的，我们必须打赢。只有胜利，别无他途。
这封信不啻火上加油，使华盛顿颇为气恼。杜鲁门似乎已拿定主意让麦克阿瑟下台，但他要征求马歇尔、艾奇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等人的意见。
布莱德雷认为应该马上撤麦克阿瑟的职。马歇尔主张有必要把麦克阿瑟召回华盛顿交换一下意见。杜鲁门实在气恼已极，他要马歇尔马上去查阅档案，以证明麦克阿瑟一贯违抗上司命令。
次日上午，马歇尔告诉杜鲁门：“我已经查阅过最近几年麦克阿瑟将军同总统的来往电报和信件，得出的结论是，两年前就该撤他的职了。”
“谢谢您，马歇尔将军，”杜鲁门不动声色地说，“请您替我写一份解除麦克阿瑟指挥职务的命令，由我来召他回国。”
马歇尔只有服从命令，在洛维特的协助下，他草拟了一份简短、尖锐、语气严厉的电报：
兹免去您盟军最高司令、联合司令和远东总司令各职。令您将指挥权移交马修·邦克·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您有权发布各项必要的命令，以完成您意欲前往的地点的旅行。在向您发出此项命令的同时，我将宣布撤换您的原因。
马歇尔拿着命令回到白宫请总统签字后，他建议由正在朝鲜巡视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将此命令当面交给麦克阿瑟。总统同意了。
但此事办得并不周密，因为在麦克阿瑟收到正式命令之前，有人已获得“小道消息。”当杜鲁门听说报纸可能提前发表此消息时，便决定不再等了。他在午夜过后召开特别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免职命令。结果，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夫人从收音机里听到她丈夫已被免职的消息。
4. 攻讦声里
1951年4月7日麦克阿瑟被免职后，4月19日他就离开东京回国。
华盛顿百老汇大街五彩缤纷，人们列队欢迎，不仅仅是为了尊敬这位经历了三次战争的老将军，而且是出于对杜鲁门及其政府的强烈不满，并想借机发泄对美军在朝鲜战败的失望和愤懑之情。民主党政府的政治对手立即利用了这种情绪，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已宣布要在1952年争取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更希望利用这次良机将杜鲁门及其顾问们推翻在地。
4月14日，范弗里特接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4月22日，中朝军队集中主力向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发起反击，李奇微抓住时机于西线发动反攻。至5月底，中朝军队撤回到三八线地区。
5月下旬，杜鲁门批准了一项关于稳定朝鲜局势，寻求停战的政策声明。为此，马歇尔于6月5日悄悄离开华盛顿，前往东京和朝鲜作为期一周的短暂停留，以亲自了解情况。在视察了前线部队情况，返回东京后，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试图平息关于他带来了最新指示的谣言。在一次午餐时，他对李奇微说，朝鲜的条件比国内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坏，并说他很了解周恩来，他回国后要向总统建议双方不要再打下去了。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宣布：苏联主张谈判停火。6月29日，华盛顿授命李奇微广播一项通知，希望与朝中方面停火谈判。谈判的道路从此打开，但达成最终停战协定还是很长远的事。在此后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边打边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直到1953年7月27日最终达成停战协定，战争才宣告结束。
马歇尔于6月12日回华盛顿，正好赶上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他猛烈攻击的最。
麦卡锡早已准备好一篇6万字的演说稿，以“美国从胜利退却：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故事”为题。6月14日，他在参议院大厅里向众人宣读。美国在朝鲜的战败以及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使长久以来对马歇尔的敌意都翻腾了出来。麦卡锡指责马歇尔“完全不称职”，“从1943年起就和斯大林穿一条裤子”，并宣称马歇尔的一生经历是“扎根在虚伪之上，等到他的事情被全部揭露出来之后，就能发现一个极其邪恶的阴谋，其主使人将永远遭到一切正直人士的诅咒。”
对遭到如此恶意指责，马歇尔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指责和攻击任何一个人，只是强调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他作出一系列决定的客观依据。至于这种攻击是否伤害了马歇尔，两位作家威廉·巴克利和布伦特·博泽尔断言：
从各种合理的角度看，马歇尔的忠诚并未受到怀疑，但从另一个方面说，马歇尔在他同胞的眼里，不再像以前那样崇高了……麦卡锡仔细分析了马歇尔的一生记录，就其把马歇尔的威望拉下来降低到应有的高度这一点来说，麦卡锡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毋庸置疑，这种攻击对马歇尔的威信是一次重大打击，同时也坚定了马歇尔辞职退休的决心。真正了解他的人仍旧对他怀有崇敬和信赖之情。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公仆中最好的一位，显然他是不想干了。”
1951年9月的一天，马歇尔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呈。杜鲁门接受了辞呈，并向马歇尔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多年来为政府出色地工作。
马歇尔回到国防部，主持了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他在会上宣布：
“到11点钟我就不是国防部长了。”他解释说，本来他只打算干6个月，但总统要他一直干到1951年9月。
他指出，他刚好为政府服务了50年，其中包括在红十字会的一年（这一年他旅行了35000英里）。过去一年里他与国会合作得非常好。他表扬了驻五角大楼的记者，他与新闻界人士的关系一直不错。他特别赞扬了国防部工作人员，他们是最有效率的群体，正直、忠诚、称职，是他在和平时期所未见过的。他向洛维特表示感谢，能得到他的协助非常幸运，在美国没有人能像洛维特那样理解和胜任国防部的领导工作。
马歇尔最后说，不能把工作成绩归在他身上，他只是做了一些推动工作。他建议大家坐下来好好地考虑以后应该怎么办。
同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他这次引退没有引起人们震惊和轰动，但许多官员仍旧留恋他。尤其是国防部和国务院那些步步上升的年轻助手们，他们把马歇尔奉为非凡的奇才。
马歇尔从此告别了办公大楼。但那里却开始流传起一个人人爱说的玩笑话。每当讨论新问题或新规划时，总有人会说：“我们需要有个像马歇尔那样的人来解决问题。”然后大家会齐声应道：“可我们没有像马歇尔那样的人哪。”
1952年夏，共和党全国大会确定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候选人。艾克是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手提拔和培植起来的。
在竞选演说交火最激烈的时候，马歇尔曾再次遭到共和党人荒唐的攻击，凡是与政府相关的“丑事”均要在公众面前抖落个干净。这时，人们希望能有人站出来为马歇尔主持公道，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艾森豪威尔身上，因为只有他的话最有分量，也最有说服力。
遗憾的是，在整个竞选期间，艾克没有在公开场合为他的老上级马歇尔作过一次有力的辩解。为此，凯瑟琳气坏了。她生气丈夫听到此事只是耸了耸肩，咕哝了一句：“这些人都在搞政治。”她知道丈夫内心深处受到了伤害，她拿定主意，只要她活着，就永远不原谅艾森豪威尔的懦弱表现。
然而，马歇尔却毫不嫉恨。大选结果公布了，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马歇尔很高兴。1952年11月7日马歇尔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艾森豪威尔：
鉴于您的胜利是如此辉煌，祝贺您的成功看来已微不足道了。
您正面对着艰难的岁月，我为您祈祷。我特别为您祈祷慎重选用您周围的人员。
选用人员，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能决定今后几年的问题和历史的进程。要选用合格的人。
我希望竞选的紧张程度不至于严重影响您和艾森豪威尔夫人的身体。我认为她
为您做了卓越的工作。
您忠实的
g.c.马歇尔
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写了回信：
亲爱的将军：
首先对您的热情来信深表感谢。我时常对自己落到目前的境地感到不解——恕我冒昧地作一揣测：
1942年春您我一同苦干的时候，假如我声称自己有朝一日要为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操心，流露出领导一个大党赢得大选的念头，您一定会把我当做危险分子关押起来。
最近几年的事态发展，我越来越相信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你永远看不到山的那一边。1945年12月，您曾以为自己永远退出现役了，打那以后，您想必也常常感到世事难测吧。
不管怎样，我现在已经处于这种地位，自然要尽最大努力奋争，只是要谨守道义、公平、正派的原则。
不过，整个环境与一个长期服役的军人所熟悉的那一套如此不同，我有时的确觉得很难适应。鉴于您有切身体会，深知此点，恕不赘言。
玛咪和我向您和马歇尔夫人致以诚挚的问候，祝您们事事如意。
您忠诚的
艾森豪威尔
1952年7月17日
1953年，再度当选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到美国访问，马歇尔夫妇被邀请前往白宫参加为丘吉尔举行的宴会。
“我才不去呢，”凯瑟琳断然拒绝。
马歇尔恳求说：“请你为我去一趟好吗？”凯瑟琳明白，尽管发生了那种事，马歇尔还是想见见艾克并同他聊聊，况且这是为丘吉尔举行的欢迎宴会，但她还是认为，丈夫未免太宽宏大量了。最后，她只好让步了。
“我终于同意去，”她后来说，“艾森豪威尔在宴会上非常有礼貌。丘吉尔为总统干杯，大家为女王干杯。”
接着，艾森豪威尔总统转向，向站在丘吉尔夫人旁边的马歇尔说：
“现在我要向马歇尔将军干杯。”
马歇尔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那件使他伤心的事。这位自认为半生都是控制不住脾气的人，现在却越来越改变了脾气。他总是希望别人行为端正，而当别人行为不端正时，他只是感到无可奈何，并不发火。倒是马歇尔夫人感到委屈并为丈夫抱不平。渐渐地，随着岁月流逝，她也成熟了。已是90岁的她，对马歇尔的传记作者说：“不要为麦卡锡那件事去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他为弥补这件事，已经为乔治和我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事。”
5. 退休生活
马歇尔退休后，仍保留现役陆军五星上将军衔，支领全薪，享受五星级的一切福利待遇，如政府提供的办公室、一位助理、一位秘书和一位勤务兵。如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退休后却只能拥有少将军衔，并根据在军队服役的成绩领取退休金。建立永久五星军衔的法律，是在1948年杜鲁门提请国会通过的，马歇尔是陆军的首席五星上将。
跟许多退休军官不一样，马歇尔无需寻找新住宅。1942年，凯瑟琳在利斯堡买下了多多纳庄园，在大战结束时又在派恩赫斯特买了另一处房子。凯瑟琳一直都在盼望能同丈夫过上清静的日子，但这种愿望在乔治退休后的头两年内却难以实现，因为马歇尔的各种应酬实在太多。
1951年底，杜鲁门希望马歇尔再次出任美国红十字会会长，他谢绝了。他接受了不领薪金的“美国战争纪念文物委员会”主席职务，他的老上司潘兴将军曾担任此职。此外，他还担任了不领薪金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基金会”主席职务，这是为他的母校筹集资金的。
1952年初，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去世。美国政府宣布，马歇尔将军将于这年夏天率美国代表团前往英国参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英国朝野对此安排非常赞赏和高兴。在过去的几年里，马歇尔同英政界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赢得了英国人的普遍信任和尊重。英国人对马歇尔夫妇和美国代表的到来给以非常热情的欢迎和款待，这给马歇尔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向杜鲁门夫妇描述了出席宴会时的情景：
我在一切场合都受到非常客气和热情的欢迎，特别是在重要宴会上——白金汉宫和兰开斯特大厦的座位安排方面受到礼遇。美国代表团只有我一人被邀请参加这些宴会。白金汉宫的宴会是我所见过的最辉煌的聚会。女王这一桌大约有30人，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坐在大厅的中央，四周是12人一桌。我是在女王这一桌，艾丽斯公主是我的女伴。我想我是这一桌惟一的平民了。我坐在公主和太后之间，与女王隔两个座位。
马歇尔夫妇兴高采烈地从欧洲回国，但不久他又染上可怕的流感病毒。自从作了肾脏手术以来，他好像特别容易染上这种病毒。他急欲“摆脱周身的病菌”，因为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将陪同丈夫保罗国王于10月30日来美国访问，她邀请马歇尔当“私人主宾”，出席希腊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马歇尔不想错过这一良辰，但却无法摆脱那些令人讨厌的病菌。
医生们决定为他转院，为他作更周密的治疗和护理。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他派了专机，马歇尔住进了总统专用病房。但他的病情仍未见好转。弗雷德丽卡举行宴会的日子过去了，这使他万分失望。她的确让他倾倒，其程度之深很少有其他人能取而代之，而且越是到了体弱年迈之时，这种情感往往变得愈加强烈。
几天之后，弗雷德丽卡一阵风似地来到病房，好比一道阳光顿时驱散了满天愁云。她喜形于色地对马歇尔说：“两天后我就要回希腊了，所以，我丢下了所有的事情，取消了一切约会，不顾一切地飞到这里来了。”
那是一个幸福的下午，她容光焕发，满身活力，散发着她爱用的“欢乐”牌香水的气味，滔滔不绝（又全是些妙言隽语）地谈论着欧洲各种各样的问题，其高雅、亲切、引人入胜，简直要把病房变成皇家客厅了。他们的谈话被凯瑟琳的例行探视打断了。弗雷德丽卡嫣然一笑，说声必须“回到日程上去了”，然后在马歇尔眉间吻了一下，便翩然离去，留下马歇尔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
马歇尔高兴之余，提笔给他心目中的另一位美人宋美龄写信，破例提到他为之倾心的希腊王后：“她是撇开招待会到这里来的，她极漂亮，极风趣，称得上是‘工作’王后，因为她确实把全部时间精力都献给了本国人民。”他接着写道：“她走后，我不禁想到，说来真有意思，每当我接待如此高贵的女子，竟总是在医院里。”
马歇尔在医院里得到消息：鉴于他在美国国务卿任期内始创马歇尔计划的卓越贡献，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向他颁发和平奖。艾森豪威尔总统致电祝贺。马歇尔于1953年11月2日写信给总统表示感谢：
关于授奖一事，我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只知道仪式将于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我打算乘船走南路，以避开恶劣天气。不消说，我听到获奖的消息深感意外，我是代表美国人民接受这一荣誉的，正因为有美国人民我才有可能荣获这一奖励。
经过近十天海上航行和空中飞行，加之途中不得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和法国巴黎稍事停留以恢复疲劳，两周后才总算顺利到达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他的老部下，驻欧美军司令汤姆·汉迪后来说，“我认为这次横渡大西洋的旅行真把他害苦了，我看他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1953年12月31日，马歇尔的73岁生日是在回国途中度过的。他回到派恩赫斯特后，立即卧床休息，惟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那位中国美女的信正等着他呢。宋美龄在给他的祝寿信中写道：
转眼便是您的寿辰，到那一天我将格外思念您，祝您长寿幸福……请转告马歇尔夫人，我送她的手提包上绣着的中国字，意为“长寿。”按中国人的习惯，祝丈夫或夫人“长寿”，也就是同祝夫妻长寿。
在此后两年中，马歇尔与宋美龄、弗雷德丽卡书信不断。弗雷德丽卡不愧是位“工作”皇后，她在信中恳切地求教马歇尔，应如何应付日益恶化的希腊局势。但她或许没有想到，这使马歇尔深感为难，因为这很可能招致现任国务卿杜勒斯的强烈不满。
马歇尔对弗雷德丽卡推心置腹，向她倾诉了自己心中的伤痛。他向她透露，杜勒斯对他并不友好，并说他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麦卡锡对他的攻击，以及艾森豪威尔在为他辩护问题上是多么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但他却无可奈何，只能表现出对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毫不在乎。他提醒王后，他在政府中的影响已今非昔比了，1956年3月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共和党内各主要集团，为在大选前竭力诋毁民主党政府所做的一切，现正在攻击对外援助工作，对我极表敌视……您也许还不知道这一点，即在这一代的知名人士当中，迄今我所受到的恶毒攻击，其程度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深。
有鉴于此，我担心我的协助……只会引起报界恶毒和充满敌意的攻击。
弗雷德丽卡回信说，尽管如此，她还是想亲往美国同他谈谈，请他帮助动员各方力量，促使美国政府认识到，帮助希腊度过当前的危机是多么重要，并提出她可否作为马歇尔夫妇的客人，悄悄前来多多纳庄园拜访他们，以便晤谈和策划。
一般情况下，王后的建议定会使马歇尔既感动又高兴，但眼下却是非常时期。他立刻回了信，说他和凯瑟琳“非常高兴，并极感荣幸”，但却难以接受王后的建议，因为他们夫妇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州派恩赫斯特一幢小房子里过冬，凯瑟琳还照料着身患重病的姐姐。拒绝王后来访实在令人不安，因为她是“我们最愿意款待的客人，何况这位非凡的王后和她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
接下来，马歇尔写了谢客的真正原因：
显然，您以为可以秘密来访，其实非但不可能，而且会立即招致敌意，甚至恶毒攻击。
说来也怪，要是您不这样知名，不如此美丽动人，敌对情绪倒会小一些。
就个人而言，我必须承认，（我的顾问们）几乎一致认为，恶毒的政治对头们一见到我就忍不住兴风作浪。我制定的政策使美国纳税人破费了几十亿美元，他们对此耿耿于怀。如今正是竞选蛊惑人心的混乱之际，他们再也不愿我从中施加影响，插手国事了……
我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贤仁如您，定能体谅我的处境。这些话实难落笔，但论情论理我又不得不说出来，谨致更为深切的爱慕和忠贞之情。
崇拜、忠于您的
g.c.马歇尔
写此信时，马歇尔心中一定异常难过，因为他意识到，这次劝阻弗雷德丽卡，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她了。
马歇尔退休后，一些好心人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坚决表示自己不写，甚至连短篇的回忆文章也不写。1956年，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校友和他的幕僚敦促他准许一位可能为他写传记的人向他采访，他同意了。
1956年秋天，他开始在多多纳庄园同“马歇尔基金会”选定的传记作家谈话，后又继续在派恩赫斯特谈，偶尔也在五角大楼谈。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走路也开始困难了，但他的记忆甚好，喜欢回忆往事，特别是他的少年时代。一次次谈话占去了他几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1957年春，他抱怨自己难以记清细节，提议将谈话推迟到夏天再进行，此后除了简单回答几个小问题外，谈话再也没有恢复。
1958年8月，马歇尔再次住院检查身体，艾森豪威尔像往常一样送去鲜花以示慰问。马歇尔告诉总统，他入院将近一周，一切都顺利，不久可出院。然而，他跌了一跤，断了一根肋骨，又住院疗养了一段时间，开始迅速恢复，胃口大开，体重增加了5磅。
1959年初，医务人员听到马歇尔挣扎的声音，连忙走进他的房间，发现马歇尔中风，已经不会讲话了。医务人员一面急救，一面召来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中风使马歇尔瘫痪了，但到夏天他已经能坐在轮椅上接待来客，有时还可以同老朋友偶尔说几句话。
凯瑟琳一直守候在丈夫身边。马歇尔的继子、继女和教女，以及过去曾在他手下长期工作的老部下，如鲍德尔、弗兰克·麦卡锡、卡特等纷纷到医院探望。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艾森豪威尔总统陪同下，也来医院看望这位老伙计。但连续发作的脑痉挛已使他只能依靠导管进食和呼吸，他已认不出他的老朋友了。丘吉尔不禁潸然泪下。
两个月前，马歇尔还亲自执笔给弗雷德丽卡写信，现在，他却连由他人代笔写信也做不到了。1959年春，华盛顿流传马歇尔终于不治病危的消息。消息传到雅典，希腊王后发来急电：“时刻惦念，盼早日康复。弗雷德丽卡。”
世间伤心事，再莫过于眼睁睁看着一位伟人渐渐老去、日见羸弱，一病不起，乃至下世。1959年7月，乔治上校给马歇尔昔日的副官卡特将军写信说：“沃尔特·里德医院的这段日子真不好过，十天之内，马歇尔将军的体重又掉了5磅，只剩下136磅，瘦得不成样子。”他还谈到，马歇尔夫人日夜在床边守护，自3月份以来，她只离开过六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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