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一次长谈
1922年5月初，一个星期天，托洛茨基拿着鱼网到莫斯科河的旧河道去捕鱼。天下着雨，草地湿漉漉的。走下斜坡时，他一失足，扭伤了脚上的韧带。情况并不严重，只需躺上2～3天就能恢复。第三天，布哈林突然急匆匆地来到他这里，一看见他，布哈林就惊叫道：
“您也病啦？”
“还有谁病了？”托洛茨基问。
“伊里奇得了中风——既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医生们束手无策。”
原来，列宁在三天前就病了。为什么不立即告诉托洛茨基呢？当时托洛茨基并没有怀疑。布哈林说得很真诚，但他这也是重复那些“大人们”授意他说的话。这一时期，布哈林又以他特有的半歇斯底里和半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托洛茨基。布哈林讲完列宁患病的事以后，一头扑到托洛茨基躺着的床上，双手隔着被子搂着他，喃喃地说道：
“您可不能病倒，我求您，不能病。有两个人，我一想到他们会死，我就觉得可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
托洛茨基说了他几句，使他为自己的行为害羞，让他镇静下来。他的举动使得托洛茨基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他给托洛茨基带来的那件消息上，托洛茨基感到很不安。这个打击是叫人无法忍受的，仿佛革命也屏住了呼吸。
很久以后，回首往事，想起他们在三天以后才把列宁患病的消息告诉他，仍然感到十分惊讶。不过当时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这绝不是偶然的。那些早就与他为敌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力求赢得时间，因为列宁的病很可能立即产生悲剧性结果。明天，甚至今天，就可能把领导权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他的对手们认为，哪怕争取到一天的时间准备也是极为重要的。他们进行密商，探索各种斗争途径和方法。应当认为，这“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若维也夫—加米涅夫）当时已经确定与托洛茨基为敌到底。然而，列宁却恢复了健康。他的坚强意志促使机体做出巨大努力。他那曾经一度因失血而窒息并失去说话能力的大脑，突然又充满了活力。
10月，列宁正式恢复工作，重又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
列宁已经感觉到，由于他生病，有人正在他和托洛茨基的背后编织一张暂时还难以觉察的模糊不清的阴谋大网。但他不动声色，以免使得关系更加紧张。然而他已经准备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上着手，给“三驾马车”以反击。
从第一次中风之后到第二次中风发生之前，列宁的工作不得不减少了一半。他的血液循环系统老是悄悄地威胁他。他一直在全面地思考着他不在或他逝世以后的工作。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已经形成了那份人人皆知的叫做《遗嘱》的文件。就在这个时期，即第二次中风前两个星期，列宁同托洛茨基就以后的工作问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政治意义重大，托洛茨基曾经同许多人 （如拉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索斯诺夫斯基、普列奥勃拉 任斯基等人）谈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次谈话他一直记得很清楚。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托洛茨基和列宁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托洛茨基兼管一下教育人民委员部，就像托洛茨基兼管了一年交通人民委员部一样。列宁征求托洛茨基的意见。托洛茨基回答说，教育工作，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问题出在行政机关。列宁表示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说道：
“是的，我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我恢复工作以后，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震惊……正因为如此，我想，除了军事部门外，别的部门你还是不要管的好。”
接着列宁兴奋地谈起了自己的计划。当时，他能用于领导工作的精力十分有限，所以聘用了三个副手。
“您对他们十分了解。加米涅夫，当然是个有才智的政治家，但不是个干行政事务老手。瞿鲁巴有病。李科夫也许是个干练的管理人材，但他必须回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担任我的代理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应当重新进行人事安排。”
托洛茨基又一次提出了那个“机关”的问题，它甚至使他在军事部门的工作也难以开展。
“那好，您可以对行政机关来个大整顿。”列宁立即用托洛茨基以前说的一句话来回答他。托洛茨基说他指的不单是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还包括党的机关。列宁聚精会神地听着托洛茨基的谈话，不时用一种深沉和发自肺腑的语调表示对托洛茨基的看法的肯定。他只有确信谈话对方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因而摒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谈话俗套，开诚布公地谈论最重要和最令人不安的话题时，才用这种语调。列宁考虑了一下，然后单刀直入地提了个问题：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