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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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死了，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不会完全死去”，他的诗歌将战胜腐朽而永远长存。

    从1838年开始，经过茹科夫斯基删节过的普希金全集开始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40年代，别林斯基在一系列论著中全面评价了普希金的创作，确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别林斯基断言，俄国文学是“从普希金开始的”：他指出：“在普希金以前，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因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俄国生活的脉搏在跳动。这已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人认识俄国了。”别林斯基的论断，得到俄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普遍认同。还是在普希金在世时，俄国诗歌中便有以普希金的姓氏命名的流派即“普希金流派”出现，普希金逝世后，这一流派即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系列俄国大作家诸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乃至契诃夫都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的老师，把自己归属于普希金的旗帜之下。

    与此同时，普希金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种崇高的位置是以往任何作家或诗人不曾有过的。而且，随着莫斯科普希金铜像的兴建以及普希金广场的命名，普希金在人民中的影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880年，在莫斯科隆重举行了普希金铜像的揭幕典礼，数以万计的人拥向铜像坐落的普希金广场，参加这个盛典。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屠格涅夫指出：“普希金，我再说一遍，他是我们的第一位诗人——艺术家。他独自完成在别的国度要花费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分开完成的两件工作：建立语言和创造文学。……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须沿着他的天才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此后，矗立着普希金铜像的普希金广场便成为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圣地，每当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涌向普希金广场，聚集在诗人的塑像旁边，仿佛是要向自己的诗人寻求精神力量；而每当到了诗人诞辰或逝世的纪念日，人们又会不约而同地自觉自愿地前来给诗人献上鲜花，这就是本书前面的序言中所介绍的情景。

    西欧读者在普希金在世时就对他有所认识，当普希金还只有23岁的时候，法国的《百科大全》上就出现过普希金的名字。1837年，波兰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友人密茨凯维奇在悼念诗人的文章《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运动》中向东欧读者介绍了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在西欧的传播，则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由于长期侨居在西欧的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学生屠格涅夫的翻译和介绍，普希金的作品获得了西欧读者的赞赏，并在西欧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据屠格涅夫回忆，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曾当着雨果的面，“毫不犹豫地把普希金称为自己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如今，普希金的作品则几乎被译成欧美各种文字。

    我国读者第一次见到普希金的名字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中有这样一段介绍：“俄国亦有著名之诗家，有名普世经（即普希金——笔者，下同）者，尤为名震一时。”而普希金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则是在1903年：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从日文转译为中文，书名为《俄国情史》，全称为《俄国情史·斯密士马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

    1907年，鲁迅在他的名文《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和评述了普希金，文中称：“俄自有普式庚（即普希金），文界始独立。”“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在分析俄国文学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时，着重谈到普希金的名诗《自由颂》。1827年，瞿秋白和蒋光慈在他们合著的《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对普希金及其作品则有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瞿秋白后来还亲自翻译了普希金的长诗《茨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