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信中曾经告诉你，我感到越来越虚弱、寂寞，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安身之地，怎么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说我要结婚了呢？
即使我爱上了一位女子，而她也如我希望的那样爱着我，我也不会结婚的，因为我没有吃的，也没有安身之地。有钱的女子要找有钱的男子，即使要找穷丈夫，也不会要病得快死的人，而会要美貌的青年。
以往的“黄昏之梦”，求婚失败的阴影一直顽固地占据着他的心灵，他不愿再受到侮辱和嘲讽，况且他已是心灰意懒的等待死神降临的病人。
我的诚实的苏格兰女子……她们真是诚实，可是也真无聊！愿上帝保佑她们……
别人也许以为我要结婚了；可是，这方面需要有生理上的吸引力，而这个未婚女子和我太相像了，怎么可以自己和自己接吻呢？
弗雷德里克的拒绝理由使收信人格日马瓦伯爵深信不疑，这封信（1848年10月30日，写于爱丁堡）倾露了弗雷德里克灰暗的心理——痛苦、怨恨、无奈、绝望的复杂感情时时包围着他。
……我根本不想有妻子，我只是想家，想念母亲和姐妹。愿上帝保佑她们无忧无虑！这期间我的艺术在哪里了？我把我的心血耗在哪里了？（涂抹字迹）祖国的歌是怎么唱的，我只能勉强记得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仿佛正在消失，我神志恍惚，没有力量，（涂抹字迹）……
我不想对您诉苦，因为您要求过我，所以我要对你说，和婚榻相比，我更接近于棺材了。
弗雷德里克的这番内心独白，简·斯特林也许未能听到，但“友谊就是友谊”——他的谢绝理由，还是通过其他人的传话告诉了简·斯特林。
这时恰巧伦敦来了一封信，邀请弗雷德里克去参中一场为流亡的波兰人募捐的义演。这为弗雷德里克提供了一个离开苏格兰的最好借口，他告别了众多的新朋友，返回了伦敦。11月初的伦敦气候，已经让弗雷德里克感到受不了，他在皮卡迪利大街圣詹姆士广场4号的新住处成了病房。他的身体稍稍好些时，便勉强提笔写信给格日马瓦伯爵：
自从来到伦敦，我已经病了18天了。由于粘膜炎伴随头疼、气喘以及一切糟糕的症状，我压根儿就没有出过门。
大夫每天来看我……昨天他把我“装扮”了一番，以便使我能到那个为波兰人举行的音乐会及舞会（都十分出色）上去演奏，演奏完我就回家了。我整夜无法入睡，除了咳嗽和气喘外头疼得厉害……
弗雷德里克在信中提及的那场义演是伦敦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整个活动是一场假面舞会，舞会之前有文娱节目。与弗雷德里克同时自愿参加的还有16名歌唱家和两名指挥家。11月16日晚上，义演的伦敦市政厅里灯火辉煌，寒风不断吹进这高大的建筑物里。在嘈乱的大厅里，浑身浮肿的弗雷德里克的琴声根本无法引起人们欣赏的兴趣。沉浸在一片异样兴奋状态之中的波兰同胞只是一个劲地鼓掌，完全盖住了弗雷德里克的可怜琴声，但事后几乎没有人能回忆起这位天才音乐家弹的是什么乐曲。
谁也没有料到这是弗雷德里克——波兰人民的骄傲，欧洲乐坛史上的钢琴奇才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公演。
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他的琴声首先属于他的祖国和人民，他的最后一个音符消融在波兰同胞心里，即使没有激起美丽的感情漪涟，但是他也满足了，因为他已使出了最后的力量向远方的故乡和人民倾述了最后的心声。
弗雷德里克卧床不起的消息传出后，那热心的苏格兰姐妹俩也前来探望。在她俩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怨恨、复仇的痕迹，相反的是把更多的关心给予了弗雷德里克。
简·斯特林固执地请求弗雷德里克吃下精美的食物，并且俨然以女管家的身份限制各位来探望的时间。
厄斯凯恩夫人是个虔诚的新教徒，她按照心目中上帝的旨意，把《圣经》献给弗雷德里克，恳求他这个不做祷告的天主教徒准备迎接来世的欢乐。
弗雷德里克像一只被逼得无处逃跑的可怜小猫，但又不得不感谢这一对苏格兰姐妹，他私下无可奈何地抱怨说：“我的苏格兰女人是多么的无聊，愿上帝保佑她们吧！只要让她们粘上，你就休想脱身。”
惟一的出路便是返回巴黎，他迫切希望自己的身体尽快恢复一些，只要能坚持渡过英吉利海峡，就能马上离开这令人厌恶的伦敦，逃离这个充满药味的“病房”。
“在这里再多待上一天，我简真要发疯了，但我不会死。”
他写信给巴黎的朋友，请他们派人把“奥尔良方场”的公寓收拾一下，“……把床单和枕头给我弄得干净一些……让普雷耶尔星期四晚上给我送去一架随便什么样的钢琴，请关照给它加个罩子。请吩咐星期五买一束紫罗兰，好让它在客厅里散发香味，让我回到家里，在通过房间走向卧室的时候，在那儿我也许要长久地躺下去……”
如果说这是在重新布置房间，将重新生活，不如说是在为自己装饰一间舒适的“病房”，将在那里告别人间。
他绝望地喊道：“……我为什么要回去呢？老天爷为什么不一下要了我的命，而非要这样慢慢地让捉摸不定的热病来折磨我呢？”
3. 幸福的源泉边
11月23日，在忠心耿耿的仆人丹尼尔和一位波兰同胞的陪同下，弗雷德里克启程返回巴黎。第二天下午，他已躺在“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紫罗兰的芬香使他又回想起过去的往事。
巴黎的朋友闻讯赶来，最好的医生也被请到他的床榻前。经历了7个月的伦敦之行，他终于得到了彻底的休息。
1849年的春天悄悄降临了，弗雷德里克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他觉得这宽敞的房间里应该响起琴声和歌声，这毕竟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30日和4月11日，他在客厅里果然举行了两次音乐会。遗憾的是他已无法坐在心爱的钢琴前了，只好由他的学生弹了几首他的作品。
引起少数听客注意的是戴尔芬娜也露面了，她的甜美嗓音仍然是那么有魅力。
弗雷德里克浮肿的脸上已看不见当年的潇洒、风流的痕迹了，但他记忆中的青春旋律依然在时时响起，与戴尔芬娜的歌声融汇在一起。
尽管他与她现在的称呼近似于刻板的客套，往日的缠绵情感已消失了，但积淀下来的却是真挚和友谊，她与他的来往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使得双方欣慰。
窗外的春色那么迷人，强烈地吸引着弗雷德里克到户外走动。丹尼尔帮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像以往要出外赴宴一样，然后坐着马车在大街溜达一圈，或者偶尔上朋友那里。
音乐出版商施莱辛格也不计前嫌，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念头，请求弗雷德里克拍一张照片，于是那件从英国带回来的灰色大衣和他浮肿的脸就构成了永久的纪念——遗像。
梅耶贝尔的歌剧《先知》首场演出时，弗雷德里克竟然抱病去观看了。当他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病床上时，那歌剧演出的糟糕音乐仍然使他愤愤不平。
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音乐灵感怎么会又重新涌上了他的心头，产生了两首新的玛祖卡舞曲，不过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发表。
天气渐渐转热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好心的朋友把他送到帕西高地的沙伊奥疗养，希望这里的新鲜空气能缓解他的病情。
弗雷德里克喜欢长时间在靠窗的一张椅子里闭目休息，写信成了他倾述感情的最好方式。
他已感到浑身疼痛，哪怕是稍稍动一下，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苦恼。
幸好还有不少朋友赶来看望，大都是崇拜他的贵妇人。
有一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登门求见，原来她就是当年走红的意大利高音歌唱家安琪丽卡·卡塔拉尼。当年她到华沙演出期间，听过9岁弗雷德里克的演奏，还赠送给他一块金表。
此时俩人重新相见，感慨万千，一眨眼却过去了整整30年。几个星期后，这位老太太便死在可怕的霍乱瘟疫之中。弗雷德里克的老朋友卡尔克布雷纳也被霍乱夺去了生命。
许多朋友被迫离开霍乱猖獗的巴黎，这时那两位苏格兰女人却勇敢地出现在弗雷德里克的面前。不管弗雷德里克怎么抱怨，但她俩毕竟让他摆脱了空瘪钱袋的困境。
当弗雷德里克离开伦敦时，他的积蓄已只能勉强支撑4个月，因而身体稍好时，他就强迫自己教课，弥补生活开支。
尽管也有好心朋友慷慨解囊，但他还是不得不悄悄地借钱。远在华沙的老母亲不知怎么知道了弗雷德里克目前的困境，便设法筹集了2000法郎寄来，并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思念之信。
简·斯特林姐妹俩却大吃一惊，因为今年3月份，她俩还匿名寄给了弗雷德里克25000法郎的巨款，怎么会一下子都用完了，莫非……
弗雷德里克的挚友格日马瓦伯爵听了她俩提出的疑问后，便与几个朋友商量，决定不惊动警察……
对于“奥尔良方场”看门人的一番严厉逼问后，看门人只好把藏在壁炉座钟后未拆开的大信封掏出来，说是忘记交给弗雷德里克了。
出乎意料的是弗雷德里克板着脸拒绝接受这笔赠款，他觉得这只能使他感到十分羞愧和恼怒，除非是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赠送的。
素知老师脾性的古特曼，耐心地弯下高大的身子，反复劝说，弗雷德里克才勉强收下这笔巨款的一半。这才让简·斯特林姐妹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一个美好的心愿。
6月25日，弗雷德里克明显地感到自己不行了，呼吸困难，渴望见到亲人的强烈念头促使他写信给姐姐露德维卡：
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你们上我这儿来。我身体虚弱，而且任何一个大夫也不能像你们那样有助我……
办理护照和筹集路费进展速度如何，请马上给我回音。要知道柏树也有它变化无常的脾气，而现在我的这种变化无常的脾气就是想在此地见到你们。
8月9日，露德维卡和丈夫、孩子一起匆匆赶到沙伊奥，这次姐弟相见再也没有任何欢乐和笑声了。
不久露德维卡一家护送弗雷德里克返回巴黎，在旺多姆广场12号的邻近租了一间朝南的新住处（那里曾是俄国大使馆），露德维卡努力营造一种家庭气氛，这正是弗雷德里克一直所企望的。
新学期开学了，露德维卡的丈夫不得不返回华沙去教课，留下了露德维卡和孩子陪伴着弗雷德里克。
这时露德维卡收到了来自诺安的乔治·桑于9月1日写的信，“听说你在巴黎，但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现在我终于可以通过你得到有关弗雷德里克真实的消息了……我冒昧地向你提出这个请求，因为我可以作为一个被自己的孩子忘却、遗弃，但却没有停止爱他们的母亲……”
尽管信上用了“你”的亲昵称呼，但信的最后一句则使人反感，因为她早就接到关于弗雷德里克病情严重的朋友来信，信上再三恳求她放弃偏见，到巴黎去看望一下弗雷德里克，但遭到了她的断然拒绝。
“现在要我去看望他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把事情弄糟……一旦围攻状态结束，如果我能用不着担心遭到迫害和失去自由而到巴黎住上几天，那时他若想见我，我一定不会拒绝他。但是我深信，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愿望的。他的爱情早已消逝……”（7月19日）
此时，乔治·桑仍然不相信弗雷德里克的病情已恶化，也不相信弗雷德里克想见她，更不相信弗雷德里克已“放弃”和她的女儿、女婿联手“围攻”她的意图，甚至迫使她失去“自由”……
这样执迷不悟的强硬态度连巴黎的朋友都感到不可理解，格日马瓦伯爵也感到很气愤，在弗雷德里克去世后说：“那时我确信，倘若他没有倒霉地结识那位毒化了他整个生命的乔治·桑的话，那他会活到凯鲁比尼的年纪了。”（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凯鲁比尼活到了82岁）
露德维卡也没有心思回信给乔治·桑，因为后者要想知道弗雷德里克的确切病情，只需来一次巴黎，也比说上一千遍一万遍好听的“爱”、“母亲”之类的词语更实际，也更富有感情。
9月底，更多的人都知道了弗雷德里克的病情急剧恶化，吵吵闹闹地聚集在旺多姆广场12号邻近的门前。
弗雷德里克满足了每位前来探望者的要求，说一句亲切的话——遗言。许多贵妇人认为昏倒在弗雷德里克的病榻前，是一件义不容辞的时髦大事。
还有那些挤进来抢着拍照的、画速描的、看热闹的，把一个好端端的病房折腾成了乱哄哄的大舞台。
最后，身材高大的古特曼发怒了，立即指着房门，命令这些人统统出去，并气冲冲地把守着房门。
索朗芝和丈夫从加斯科尼赶来，在弗雷德里克的病床边履行自己的义务。戴尔芬娜从度假的尼斯之处匆匆赶来时，弗雷德里克已处于濒死状态。
有一位神父从罗马返回巴黎的路途中获知弗雷德里克病危的消息，他顿时觉得自己有一种神圣的职责，帮助童年时的朋友度过生命最后时刻，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耶沃维茨基。弗雷德里克与神甫互相拥抱，一起流泪。“……作为圣礼的忏悔，我无法理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为你的友谊向你诉说一切，但换一种方式不行。”弗雷德里克谢绝了神甫的请求。
在他弥留之际，他想起了自己心爱的音乐作品，他断断续续地说：
可能有不少作品，或多或少与我的名字不相称，请你们以对我的热诚的名义，把它们统统烧掉，除了创作方法的基础，我把它留给了阿尔康和雷贝（1807—1880，法国作曲家），让他们从中得到一点补益。其余的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因为我很尊敬听众，我不愿让那些不配给听众的作品以我的名字扩散开来，而且要我来承担……
弗雷德里克要烧毁他还没有出版的乐谱手稿的遗嘱未曾保留下来，人们也十分珍惜这份音乐遗产。
他接连几小时做这样高尚的考虑，表现出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意志和品德，使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
10月17日晚上，巴黎的天气寒冷，阴云密布，不一会下起了秋雨，淅淅沥沥敲打着屋顶。
弗雷德里克的卧室里却传出了一个女高音的歌声，那是贝利尼和罗西尼创作的几首曲子。
戴尔芬娜含着眼泪答应了弗雷德里克临终前的最后请求，她哽咽着唱着，歌声像一只滴血负伤的百灵鸟飞翔在每个人的耳边。
弗雷德里克无力地躺在床上，他心中涌动起一种美妙的感觉，仿佛闻到了家乡的清新空气……马车碾过石子路的响声，带着哨音飞向蓝天的鸽子，还有灯光闪烁的窗口，那是母亲在低头祈祷，姐姐和妹妹焦急不安的眼睛在盯着窗外黑暗的夜空。
他觉得身子飘飘然，在向上飞腾，向庄严钟声敲响处飞去，父亲、瑞夫尼、卡尔克布雷纳等人在一座七彩的巨大门拱前向他招手，“弗雷德里克……”
耶稣、玛丽亚和约瑟夫在五彩光环中出现，盈盈走来，一个冷冰冰的黑色十字架渐渐靠近了弗雷德里克的嘴唇。
“我已经到了幸福的源泉边……”
1849年10月18日凌晨两点，弗雷德里克·肖邦溘然去世了。
4. 尾声
肖邦已经不在了。我感到欣慰的是，忠诚、亲爱的朋友是在我的怀抱中长逝的……
当他的灵魂已经面向万能的上帝，当他已经无力睁开眼睛的最后，也是开始的一刻，他问：“谁握着我的手？”而当他听出是我的声音时，他想把我的手放到嘴边，我们相互拥抱，他在我的脸上做了诀别的一吻，只说了一句：亲爱的朋友！！！
——阿道夫·古特曼
一位诗人消逝了，一位天才的艺术家消逝了……他财产情况如何？一无所有……
——沃伊切赫·格日马瓦
……如果北方的强国（指奴役波兰民族的俄国）的暴君知道，在肖邦的创作里，在他的玛祖卡舞曲质朴的旋律里，蕴藏着多么危险的敌人，他们一定会禁止这音乐，肖邦的音乐乃是掩遮在鲜花中的大炮……
——罗伯特·舒曼
1848年10月30日，巴黎马德兰教堂的大门蒙上了黑色的装饰，镶嵌着两个银光闪闪的“f·c.”字母（肖邦姓名的缩写）。在教堂里的一块空地上竖起了一个高高的陵墓，也披挂着镶着银色字母“f·c.”的黑色帷幔。
正午12时，教堂里响起了弗雷德里克《降b小调奏鸣曲》中的《葬礼进行曲》，作者的棺柩被抬进教堂，放在陵墓上。这时乐队奏起了莫扎特的《安魂曲》。
在葬礼过程中，风琴师还演奏了弗雷德里克的两首前奏曲。
在通往著名的拉谢兹神甫公墓的路上，无数的巴黎市民纷纷停下脚步，注视着这不寻常的送葬行列：黑色的灵车由查尔托里斯基亲王、弗朗肖姆、普雷耶尔、古特曼、德拉克罗瓦、梅耶贝尔等人护送，后面是一长列的四轮马车。
弗雷德里克·肖邦走了，留下了优美动听的旋律，至今仍然萦绕在无数音乐爱好者的耳边。
乔治·桑没有被邀请参加弗雷德里克的葬礼，在1848年6月起义失败后，她基本上离开了政治舞台，把主要精力投入在小说创作上，构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第三阶段——田园小说。她的晚年在诺昂乡间度过，对后起之秀的福楼拜、小仲马等人，像长者一样加以爱护和指导，获得了“好心的诺昂太太”的名声。
对于过去的往事，乔治·桑在多种回忆录中做了详细的描写。在弗雷德里克下葬后不久，她写下了一段优美的文字：
肖邦的音乐从情感上讲是一切音乐作品中最丰富最深刻的。他用一件乐器表达了丰富的无穷无尽思想感情。他在十行简单得小孩都能弹下来的乐谱中常常创造出至纯至美的诗意和巨大无比的戏剧性。……总有一天，他的音乐会被改编成管弦乐曲，那时全世界就会意识到他的天才同任何被他承袭的大师一样广阔、全面和精深，并且从性格来讲比巴赫更精致，比贝多芬更有力，比威伯更有戏剧性。
他集中这三者于一身，然而他还是他，在挖掘情趣时比他们更微妙，在表现宏伟壮丽时更朴实无华，在倾诉悲痛时更能催人泪下。
乔治·桑能为去世的弗雷德里克所做的事也只能是拿起笔作一个纪念。而简·斯特林所做的事情则显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简·斯特林付清了弗雷德里克葬礼的全部费用，还为露德维卡和孩子购买了返回华沙的车票。她担心露德维卡不会接受，便解释说这是垫钱买的。
远在华沙的家人商议后决定拍卖弗雷德里克在巴黎的财物，简·斯特林便把这些东西全部买下来，她不愿让弗雷德里克生前使用过的任何一件东西落入陌生人的手中。
她吩咐把那架普雷耶尔钢琴送到华沙露德维卡家中，把其他大件家具运回苏格兰，放置在弗雷德里克住过的爱丁堡以西的古堡里，创办了“肖邦纪念馆”。其中有她自己保存的各种纪念品，还有索郎芝的丈夫克雷辛格为死者做的泥塑模型。
1850年10月17日，在拉谢兹神甫公墓悼念弗雷德里克·肖邦逝世一周年的同时，也举行了由克雷辛格雕刻的死者墓碑（展示了一位由于病痛折磨而神情抑郁的音乐天才，用断了弦的大弦琴指着艺术家墓地的浮雕）揭幕典礼，简·斯特林把一捧波兰泥土撒在坟墓上。这是她事先请求露德维卡寄来的。
简·斯特林把所有的爱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弗雷德里克，她积极地宣传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关心他的遗稿出版，热情地解答人们对弗雷德里克生平事迹和艺术活动的询问。
弗雷德里克在天之灵也因为简·斯特林的忠诚而感到欣慰，今天热爱音乐的人们也不应忘记这位可敬可亲的苏格兰女人。
1859年简·斯特林永远闭上了眼睛，到天国的六弦琴声中去寻找她的意中人——弗雷德里克。
在她的遗嘱中，指定把“肖邦纪念馆”移交给弗雷德里克的老母亲，并要求用船把所有纪念物运到华沙。
1861年弗雷德里克的老母亲去世后，纪念馆的监管权又移交给弗雷德里克的妹妹伊扎贝尔卡。
今天到华沙去参观的人们，还能看见保存在“弗雷德里克·肖邦协会”里的弗雷德里克一缕茶褐色的头发，那是简·斯特林生前收集来的。
对于弗雷德里克·肖邦最好的怀念，还是弹奏或者聆听他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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