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衷肠献良策，知音难觅坎坷多；
剜肉补疮雪加霜，一波未平复三折。
话说1942年5月28日，史迪威乘坐美军的b－25轰炸机离开新德里，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这种时速可达400公里的新式飞机，感觉“虽然不怎么舒服，但速度快得很，远远超过了运输机”。第二天，飞机继续向昆明飞行。
现在，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犹如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从印度东部的美军空运司令部飞往中国昆明，只有向北绕行，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当时这被叫做“驼峰航线”。
这是一条极其艰难和危险的航线。喜马拉雅山东段的海拔高度在4500米左右，飞机必须在50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这相当于通常飞行高度的两倍。在这样的高空飞行，气候极为寒冷，空气十分稀薄，而且常常遇到强烈的涡旋气流。这种危险的气流，会使飞机失去控制，甚至能把飞机的机翼折断。
史迪威蜷缩在厚厚的皮飞行服里，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和一件大衣，但仍觉得冰冷刺骨，而且伴随着胸闷、气促，他只好戴上了氧气面罩。第一次飞越驼峰使他感到，在这样的航线上向中国空运物资，实在是大艰难了。
自3月上旬仰光陷落，滇缅路已被截断。最初，腊戍、畹町、保山等地尚有一些积存物资，可以运往昆明和重庆。不久，日军占领缅北，并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怒江西岸，腊戍、畹町等地未及抢运的物资，或付之一炬，或被日军夺走。
为了维持对华援助，设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美军空运司令部于5月开始飞越“驼峰航线”，但是当月的对华运输量仅为80吨，与原滇缅路每月运输5000吨相比大为减少。此前，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许诺，为中国战区提供100架dc－3型运输机，可现在只有5架。由于运输困难，美国的对华租借物资在途中大批积压起来。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堆积了4.5万吨，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港，还有14.9万吨无法装船。
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美国事实上很难立即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从中队在缅甸战役中的实际表现来看，如果不对这支军队进行重大改革，即使提供再多的美式装备，也很”难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因此，史迪威决心说服蒋介石，首先对中队进行整编，而后根据可能的条件向这些部队提供美式装备，这样才能使美国的物资援助发挥实际效用，实现同盟国共同的战略目标。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史迪威原打算马上飞往重庆，但由于天气恶劣，飞机无法起飞。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气仍无好转，史迪威心急如焚。
重庆，曾家岩德安里的委员长官邸，蒋介石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接踵而至的坏消息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他不久前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和兴奋炸得粉碎。一脸沮丧的神情比那阴沉的天气还要灰暗。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曾经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他认为，日本对美、英发动战争，无异于“饮鸩止渴”；而美、英参加对日作战，费不了多大力气，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轻易取胜，他也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他认为，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盟，已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各国均不能不重视中国在亚洲的重要作用，国际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大大巩固他在国内的“领袖”地位。他认为，美英“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而要战胜日本，则不能不倚重于中国。这样，美国的援助物资也就会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手中。
然而，开战近6个月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日军的凶猛攻势接连不断，步步获胜，美英等国损兵折将，节节败退。香港的1．5万英军挂起了白旗，新加坡的8万英军放下了武器，爪哇的英美荷联军和菲律宾的美菲联军也先后缴枪投降。美英等国居然让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在《联合国家宣言》上领衔签字，却又不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同盟国的重大作战行动和租借物资的分配，中国无法直接参与意见。美英等国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英国和苏联，分配给中国的份额仅为1.5％，而由于缅甸作战失败，运输更加困难，这1.5％也几近断绝。
蒋介石愤愤不平，满腹怨气。他原以为可以借用美英的力量对付日本，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没承想，美英却把中国推到前面，要让他担负牵制日本的主要责任。在多年的国内政治斗争中，他从未做过赔本的生意；在目前同盟国的复杂关系中，他也绝不愿给别人当枪使。
他坐到桌前，提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拐弯抹角地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他说，由于同盟国的失败和对华援助的减少，中队的士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他本人也第一次对形势感到了悲观。除非美国提供大量的对华援助，否则，中国人对同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中国的对日抗战也将会“全面崩溃”。他甚至警告说，中国的亲日派分子正准备推翻他的统治，以便单独与日本媾和。
对于史迪威，蒋介石心中的不满正与日剧增。他之所以请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并不是想让他们来指挥中队，而是要获取美国的援助。他让史迪威去指挥远征军，无非是想让他去和英国人周旋，同时也取悦于美国。没想到，史迪威竟把他的假戏真做，一门心思地去和日本人打仗，对于争取美国援助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热心。
蒋介石和史迪威，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昆明，两地相隔约700公里，但两个人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似乎比这地理上的距离更加遥远。这预示着两个人的重新会面，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分歧。
6月3日下午，乌云散去，天空放晴，史迪威在昆明滞留了5天之后，终于飞抵重庆。第二天他支撑着虚弱的病体，立即会见了蒋介石。
史迪威脸色蜡黄，白眼球也变得十分昏暗。那天上午，一位名叫门德尔松的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确诊他患了黄疽症，病因大概是来华之前注射了变质的黄热病血清。那些变质的血清大量吞噬了他体内的红细胞，导致持续发热和全身不适。尽管如此，史迪威仍振作起精神，向蒋介石汇报了缅甸作战的“全部情况”。
他认为，蒋介石长期高高在上，很少去视察部队，他手下那些唯唯诺诺、昏庸无能的将领们只给他说好听的，因而使他陷入了“无知和昏庸的自鸣得意之中”。只有让他了解前线作战的真实情况，认清中队存在的问题，才能促使他采取断然有力的改进措施。他在写给史汀生的一份报告中说，一旦蒋介石了解了中队在缅甸战役中的真实情况，或许会“吓得他决心对中队实行真正的整顿”。
蒋介石和宋美龄微笑地注视着史迪威，似乎很急切地想知道他对缅甸战役的看法和对将来的打算。
“英国人只关心保卫对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印度，从一开始就没有决心坚守缅甸。”史迪威从对英国人的抨击引出了话题。“他们不屑于同中队合作，以致延误了许多重要的战机。”随即，他把话锋一转，开始对中队特别是对一些高级指挥官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说：“中队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很好的。他们作战勇敢，不怕艰苦，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营、团级军官虽然表现各异，但大多数是很不错的。师和军的指挥官是个大问题，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是称职的。”在被认为“称职”的高级军官中，他赞扬了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和新38师师长孙立人，接着他便指名道姓地斥责了杜聿明、甘丽初、暂编55师师长陈勉吾和96师师长余韶等人。
蒋介石虽然对史迪威把“缅战失败之原因……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心存不悦，但仍然强作笑颜，热情地问这问那。
史迪威十分坦率同时也尽量委婉地把批评的锋芒对准了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是容不得别人对他进行批评的。但他认为，“以前没有任何人敢对他说真话，因此，只能由我把真相告诉他”。他说：“在缅甸战役期间，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信件和指示，下达给各个指挥官，结果使他们无所适从。大元帅本人也给各个指挥官写了很多意见和建议。这些指挥很敬重大元帅的经验和能力，他们竟然都把那些意见和建议都当成命令，机械地遵照执行，以致造成了指挥的混乱。”
蒋介石听完宋美龄的翻译，仍然在笑着，但那笑里已经显露出尴尬和做作。
史迪威看了一下蒋介石的表情，继续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三点建议。第一，必须对军队进行整编。中队过于庞大，以致现有的装备难以满足需要。因此，应该合并一些步兵师，使各部队达到满员，然后把现有的全部装备发给那些能够作战的部队。第二，必须撤换一批无能的高级军官。如果不清除这些人，无论再提供多少物资援助，军队还得照样打败仗。被撤换的军官，可以送到训练班去培训，对他们进行野战训练，同时提拔一批有能力的军官。第三，必须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在以后的作战中，应当挑选可以信赖的人担任前线总司令，给他以总的指示，然后让他全权掌握部队和指挥作战，其他任何人，不论是谁，都不要横加干涉。
史迪威认为，武器装备不足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只要采取了上述措施，即可以用现有装备组织起一支精干有力的作战部队，“顶住日军的进攻，直到同盟国聚集起强大的进攻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
说完，史迪威把一份用英文打印好的谈话纪要递给了宋美龄。宋美龄草草地浏览了一遍，用惊奇的语气说道：“哎呀！这不就是德国顾问向他建议的那些东西吗？”
宋美龄提到的德国顾问，就是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赛克特上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曾经领导了德国国防军的重建工作。30年代，他作为退役军官两次应邀来华，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当时，他也认为中队过于臃肿庞大，曾建议蒋介石在大量裁减冗兵的基础上，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史迪威并不认识赛克特，但是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将军，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却形成了对中队共同的看法。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事制度的弊端十分明显地摆在世人面前，只要不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对此视而不见或拒绝承认，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
蒋介石夫妇收下他的谈话纪要，热情地邀请他去黄山别墅度周末，但对他的建议却未置可否。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要蒋介石立即接受他的计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劝告对他们来说是太激进了，实行起来是很痛苦的。”但他仍然希望这些积极的建议“能发挥些作用”。
回到住地，史迪威被折磨人的黄疽症沉重地击倒在病床上，他未能赴蒋介石之邀，出席黄山别墅的周末聚会。门德尔松医生一再劝他离开此地，去休养一段时间，但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必须推动蒋介石尽快采取行动，为了美国，为了中国，也为了同盟国的共同利益。
史迪威浑身疲乏无力，一连十几天躺在病床上，但他的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反复思考着中队的整编计划和夺回缅甸的作战方案。现在，中队有380多万人，编成了300多个师，分散在全国的12个战区。5年的连续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经济，使得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装备不足，供应困难，战斗力极为低下。尽管当时在华日军只有37个师团，70多万人，但国民党军队仍然连遭败绩。因此，适当减少军队编制，把有限的武器、弹药、装备、给养和美援物资集中起来使用，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要实行这一计划确实是十分艰难的。史迪威亲眼目睹过1929年“编遣会议”之后，中国各派军阀势力围绕着裁撤军队问题爆发的大规模战乱。现在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那种“兵为将有”的军阀制度依然盘根错节。每个将领都把自己的部队当成升官发财的资本，蒋介石也把军队视为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让他们裁减军队，就如同拿刀子捅他们的心窝。不过，史迪威觉得，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或许能迫使他们采纳整编军队的计划。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蒋介石毫无反应和表示。
6月15日，病中的史迪威第二次会见了蒋介石。这次，他从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谈起，重新提出了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队的计划。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同意让杜聿明率第5军军部和新22师撤往印度，但仍准备让他们在利多稍作休整，便经酉藏撤回云南。史迪威根据两个月前即已呈交蒋介石的“在印度组织训练中队计划书”，建议把已经和即将到达印度的中国部队留在该地，并利用美军飞机向中国空运物资的回程，继续向印度运送部队，以便在那里组建2个军6个师共10万部队，就近取得美式装备。蒋介石对把中队置于他的控制地区以外甚不放心，但是在印度堆积的数万吨美国租借物资，确实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不得不同意了史迪威的这一建议。同时，他又十分急迫地催促史迪威，加快向中国空运物资的速度。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感到厌烦，他丝毫也不重视中队的整编问题，却不顾“驼峰空运”的实际困难，只把眼睛盯着美国的物资援助。“他们还是老一套的心理，似乎有了飞机、坦克、大炮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史迪威有些激动地对蒋介石说：“中队的软弱固然有缺少武器装备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彻底地重新整顿陆军部队。”
在所有场合从不离蒋介石左右的宋美龄，看出了史迪威的不满。她走过去，坐到史迪威身边，似乎很真诚地说：“你的计划是很好的，但是很多中队还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军尚且会酿成风潮，在目前战争条件下，采取这种断然措施，大元帅不能不考虑政治上的某些影响。”史迪威回答说：“这些问题，以我在华多年的观察，当然心里有数。但是，现在有美国站在大元帅一边，支持他，我们不应因为一些小小的顾虑，而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蒋介石和宋美龄窘迫地笑一笑，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尽管史迪威对可能遇到的阻力早有预料，但蒋介石顽固拒绝的态度仍使他大为失望。不对庞大臃肿的中国部队进行整编，他的全部对日作战计划都将无从下手。他深深地感到：“中国政府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他用恩威并施的手段维持其统治基础。这个政府与某些家族和财团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旦脱离这种联系，它就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面对危急的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的身体逐渐好转，但心情却愈加困惑和苦闷。他不由得想到：“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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