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考虑过没有，按什么条件，以什么价格我们把这些车厢交给你们？”吉拉斯说：“很简单，你们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米高扬听后干脆说：“我管的不是札品，我管的是贸易。”在1947 年卡德尔会见斯大林时，卡德尔要求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建设一所炼铅厂、一所钢铁厂，并请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开采石油。斯大林说：“我们将以贷款的方式向你们提供这些东西，同时还拟派遣工人和专家去帮助你们。你们应该以货币或任何你们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进行偿还。”他最后笑着说，“无论如何，我们总得从你们那里得到一点报酬。”后来，苏方决定向南斯拉夫提供1.35 亿美元的物资贷款，向南斯拉夫供应重工业设备。但南斯拉夫很快就发现，苏方提供的这些设备制造的时间表长得令人吃惊；另一方面，苏方提出的南斯拉夫偿还的物资，都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算起来南斯拉夫并不合算。
在贸易中，苏联方面坚持按世界市场价格进行结算，而南斯拉夫人则认为，苏联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坚持这一原则，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会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它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将迫使它为苏联这一发达国家提供超额利润。但南斯拉夫人又不可能公开反对苏联的主张。因为南斯拉夫人认识到，苏联的主张是不容更改的，而南斯拉夫在当时又没有可能到别处去寻找贸易伙伴。
再说第七怨：关于文化交流。
苏联领导人不尊重南斯拉夫的文化，有时连表面文章都不做，这使自尊心很强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如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就曾向南斯拉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行吉拉斯提出了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南斯拉夫有没有歌剧？
苏联对自己的文化的“宣传”方式，令南斯拉夫人难以接受。他们不断地要南斯拉夫人增加俄罗斯歌曲的广播时间，尽可能多地上映苏联的剧目。
这搞得南斯拉夫人大为不满。他们在私下说：我们一贯尊重果戈里、奥斯特罗夫斯基和高尔基，但一定不让苏联三等现代剧在南斯拉夫剧院里泛滥成灾。苏联的电影更是洪水般涌入南斯拉夫。非但如此，苏联电影还索取高价，以表现其价值。南斯拉夫从劳伦斯·奥利维尔那里花2000 美元租到了《哈姆雷特》，而租苏联一部不知名的片子《一个苏维埃谍报人员的功绩》则需付2 万美元。
南斯拉夫的报纸一时成为苏联新闻局重要的宣传工具，南斯拉夫的出版社也得不情愿地出版苏联的各种书籍。到1947 年，苏联的书籍在南斯拉夫出版约2000 种。
这里当然谈不上对等交流。苏联报纸也刊登一些南斯拉夫人，包括某些领导人的文章，但一是这种情况不多，二是这些文章又大多经过了删改，铁托的文章也不例外。南斯拉夫的书，苏联也翻译出版了。多少呢？两种。
再说第八怨：关于南保关系。
1944 年开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就建立联邦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斯大林本人是南保统一的积极支持者，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是南保统一的积极倡导者。
南保建立联邦的主要障碍是在下列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保加利亚究竟以什么形式进入联邦，也就是说是与南斯拉夫一对一的形式组成联邦呢，还是以第七个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联邦。保加利亚人坚持以一对一的形式实现联合，而南斯拉夫人则坚持要保加利亚以第七个共和国的形式解决问题。保加利亚的理由是，它是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组成联邦，而不是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等。南斯拉夫人则强调，“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实体是六个共和国，而六个共和国中，好几个共和国的国力并不比保加利亚差，有的共和国，像塞尔维亚共和国，不论哪些方面，都比保加利亚强。在此情况下，如果采取一对一的方案，就会使南斯拉夫原有的六个共和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官司打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明确表示赞同南斯拉夫人的立场。
这是1946 年的事。
但是，随后事情便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1946 年开始，东欧和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关系开始热乎起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谈判，只是这些国家亲善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国家的政府首脑进行了互访，而其中铁托对一些国家的访问尤其引人注目。
波兰领导人一连几次向铁托发出邀请。哥穆尔卡的说词最耐人寻味。他说：“波兰的政局很困难，轶托元帅有道义上的责任同波兰人民讲讲话，因为南斯拉夫在波兰享有深厚的同伴感情。”铁托实现了对波兰的访问，并且受到了人民群众盛大欢迎。
随后，铁托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匈牙利，出来欢迎铁托的有几十万人。
罗马尼亚也向铁托发出了邀请，尽管罗马尼亚领导人安娜·波克是极端亲莫斯科的。在罗马尼亚，欢迎的场面出乎人们的预料：50 万人在风雪之中夹道欢迎铁托。
随着铁托的出访，南斯拉夫影响与日俱增。在许多公开场合，东欧和巴尔干的领导人开始赞扬“南斯拉夫经验”，有的甚至说这些经验比苏联的经验更感亲切，因为南斯拉夫是刚从战争中诞生的国家，与他们处在相同的水平之上。
这种亲善关系在继续发展。当然，这是不合苏联口味的。
1948 年初，季米特洛夫访问罗马尼亚。这期间，有记者问他：
“有谣言说，建立巴尔干国家联邦和东欧、东南欧国家——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一一的联邦成了当务之急。一旦这个联邦建立起来，这些地区的其他国家是否也能参加？”季米特洛夫对问题做了如下回答：
“建立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成熟。它还没有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因此，这个问题还不是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题目。当这个问题成熟了的时候（成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将和希腊——提醒你们一下，希腊也包括在内！———起解决它。正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将决定他们将采取什么形式，是联邦呢，还是邦联；正是他们将决定什么时候或如何去成立它。我可以说，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目前已做的一切，已大大有助于将来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也可以强调他说，当建立这个联邦或邦联的时刻到来之时，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问帝国主义者，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将会在他们本身的利益的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本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必要的国际合作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这通讲话，惹出了塌天大祸。
1 月29 日，《真理报》发表了下列评论：
苏联很多读者纷纷向《真理报》编辑部提出问题，现将问题归纳如下：能否这样推论，《真理报》发表了季米特洛夫的声明，便是同意了他的观点，认为建立一个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和多盾河国家的联邦是必要的，认为他们之间建立关税联盟是不可避免的？
为此，《真理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发表下列的解释：
首先，鉴于其他国家报界已发表了季米特洛大同志的声明，《真理报》不得不将这篇声明全文发表。
其次，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报》编辑部同意季米特洛大同志关于在上述国家中建立联邦或关税联盟的观点。相反地，《真理报》编辑部认为，这些国家需要的不是靠不住的、硬性制造出来的联邦、邦联或关税联盟，九国著名的联合宣言说得对，他们所需要的是动员和组织国内的人民民主力量，巩固和捍卫他们的独立和主权。
有经验的人士马上看出，保加利亚人，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人要倒霉。
果不其然。
莫斯科下令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派高级代表团快快前来莫斯科，有事磋商。
季米特洛夫无法逃脱，他率领科斯托夫等人到达莫斯科。
铁托晓得此去凶多吉少，便派卡德尔率团前往，由于有其他使命先期到达的吉拉斯也奉命参加了代表团。
2 月10 日9 时，会议开始。斯大林坐在桌首。苏联方面参加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和佐林，他们坐在右方；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坐在左方。
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宣称，苏联方面和南保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无论从党的角度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都是不能容许的”。
斯大林怒容满面。莫洛托夫详细叙述了季米特洛夫关于联邦和关税联盟的声明。
谈到这点时，斯大林插话道：“我们看到季米特洛大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极端放纵自己；他讲话一点不加考虑。外国都认为他和铁托的一切言论是告知我们以后才说的。譬如，波兰人在这里，我以前曾征询波兰人对季米特洛夫声明的看法。他们说那是‘一件明智的事情’，我告诉他们那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于是他们改口说，既然苏联政府的看法如此，他们也认为那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他们揣想季米特洛夫是在通知苏联政府以后，并在它的指示下发表这篇声明的，因此他们赞成声明。”接着季米特洛夫发言。他说，保加利亚正在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如果不与其他国家合作，它不可能指望有所发展。但是，他表示接受斯大林对他的声明的批评，说，“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确实糊涂了”。
“你想哗众取宠。”斯大林插言道，“那完全是错误的，因为那样的联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过了一会儿，斯大林又生气他说：“列宁主义的实践经常向我们证明，必须认识错误并尽可能立即去弥补错误。”季米特洛夫：“是的，我们犯了一项错误，我们……吸取教训。”斯大林又说：“你是一位老政治家，你投身于政治已40 多年，而现在你想纠正错误。我们争执的问题不是错误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各自不同的概念。”随后又说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税联盟。斯大林说“不允许”建立这样的联盟。保加利亚的科拉罗夫要求发言，他说：
“我看不出季米特洛夫同志错在哪里，因为我们已将协定的草案递交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对建立关税联盟一事并未提出非议，只就侵略者的定义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听到科拉罗夫这一席话时，斯大林转身问莫洛托夫：“他们真的把协定草案递交我们了？”莫洛托夫：“呃，交了。”斯大林气愤他说：“那么，我们也是在自己作弄自己了。”季米特洛夫乘机说：“这就是我发表声明的理由，因为草案已递交莫斯科。”斯大林再次向季米恃洛夫进行了抨击。
“你简直像共青团的青年那样乱来一气。”他说，“不管你做什么，你讲起话来老像街道妇女一般地斗嘴。你是想耸人听闻，你严然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根本没有讲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我们不得不到街头上去打听这事，但那时，我们发现，我们已面临一桩既成事实。”轮到科斯托夫发言了。他开始阐述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作一个不发达的小国是很困难的，我想提出几项经济问题。”讲到这里，斯大林就插进来说：
“我们有具体的部门管理这些事务。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苏联方面和保南方面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科斯托夫只好沉默下来。接着发言的是卡德尔。他一开头便解释南保条约草案事前是怎样递交苏联政府的。条约未签订以前甚至就那么做了。此后，苏联政府只回复了一句话：条约的期限应为20 年，不得是“永久的”，而初步计划中也是这样规定的。
斯大林怒目瞅着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正在那里对卡德尔的发言点头称是。
卡德尔继续说，除了苏联政府对南保条约期限所提出的意见外，他看不出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有什么分歧。
斯大林打断卡德尔的话说：
“这里存在着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你说，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怎样？”卡德尔就南阿关系作了一番回顾。斯大林又打断了卡德尔的发言。
“这里又有一个事实，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磋商。”卡德尔回答说，诚然，关于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一事，南苏两国政府没有进行磋商。他补充说，这件事的具体协定还没有签订，虽然南斯拉夫政府在原则上愿意接受阿尔巴尼亚的请求，它甚至还没有明确决定是否要派军队去帮助阿尔巴尼亚。卡德尔再次强调，他没有见到南斯拉夫政府在外交政策的任何重大事件上没有同苏联政府进行磋商。
斯大林愤怒地擂言道：“这是不真实的。在任何问题上，你们都没有同我们进行磋商。”此后，由于斯大林不断插话，卡德尔显然不能再讲下去了。随后，斯大林总结说，总而言之，关税联盟这事是绝对不现实的。
这时，卡德尔又坐不住了。他说是可能的。
斯大林要卡德尔举一个例子。卡德尔举出比荷卢。
斯大林听罢讽刺道：“比荷卢，没有这么个东西。”卡德尔接着说：“有比利时，有卢森堡……”斯大林：“别无其他了。”卡德尔：“还有荷兰。”斯大林：“没有。”卡德尔：“是有的，荷兰加入了。请看比荷卢这个名称，它意味着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斯大林非常愤怒：“我说没有就没有。”卡德尔又停顿下来，他碰到了这么一个人，竟然拒不承认比荷卢的存在。
问题又回到南保联邦问题上。斯大林说可以建立三个联邦：波捷联邦，罗匈联邦和保南联邦。他对季米特洛夫说：“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应当明天便建立联邦，因为保加利亚现在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卡德尔回答说，南斯拉夫也主张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1944 年，南保还没有建立适当的新政权形式时，他们便想建立联邦。现在两国已建立了新政权，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因素，不必忙着去建立联邦。他补充说，1947 年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在布莱德已讨论过此事，他们决定南保联邦必须逐步实现。
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再次坚持说：“不，必须立即宣布成立联邦，愈快愈好。条件已成熟。首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必须联合起来，然后阿尔巴尼亚必须合并进去。”接着，卡德尔再次试着发言。他重申了南斯拉夫的观点，重新强调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外交政策基本点上没有分歧。
斯大林又重申了他对卡德尔和季米特洛夫所说过的一切：
“这不是真实的。我们之间有分歧。我们作为列宁的学生，常常与列宁本人也有分歧。而且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争论过，这样我们能更好地澄清问题，得出一致的观点，进而着手行事。譬如，我们不同意南斯拉夫同志认为他们必须继续支援希腊游击队战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正确的是我们，不是南斯拉夫人。是的，我们也犯过错误，例如，在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形势。那时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井解散他们的军队。当时，中国同志在这里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是，他们回到中国后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他们集中力量，组织了军队，而现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拿中国的例子来说，现在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事实证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我们。你们在巴尔干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希腊游击战士的情况也不是这样，南斯拉夫同志应该停止支援他们。那里的斗争根本没有希望。”会谈于午夜结束。
一反早先会议的惯例，斯大林这次既不邀请保加利亚人，也不邀请南斯拉夫人到他的别墅里去进餐。
次日，季米特洛夫会见了卡德尔和吉拉斯。季米特洛夫说：“这一回不是批评我的声明，而是为了其他的事！”也许季米特洛夫是想暗示南斯拉夫人，斯大林正在酝酿更加严重的措施。
斯大林在2 月10 日的会议上，再三强调，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养成同苏联政府磋商的习惯。斯大林断然宣称，不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告诉南斯拉夫代表，他们应以政府的名义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相互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
2 月11 日午夜，卡德尔匆匆忙忙地被召唤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卡德尔一跨进这位外长的房间就发现，签订协定的一切均已准备就绪。莫洛托夫递给卡德尔两页纸。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书已经写好了。卡德尔对这个场面的回忆如下：
“我目视着在蓝色夹于里的这两张纸，耳听着莫洛托夫命令‘签字’的粗暴声音，真使我怒不可遏。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协定的规定，为什么还要签订这么一个协定呢？这种屈辱使我感到厌恶与困窘一一它只使我想起大国对弱小国家的专断。我思索怎么办，到底签不签字。最后我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想不使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由于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的地方。为此协定的原文必须重新再写，签订的整个程序推迟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个协定，马上便和我的同志们离开了莫斯科。”再说第九怨：关于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战后发展顺利，双方有一些过密的接触。
开始，苏联领导，包括斯大林在内，对阿尔巴尼亚情况知之甚少，另外，对那里的事也不大关心，偶有所需，往往通过南斯拉夫贯彻自己的意图。但随后，南斯拉夫人觉得苏联加强了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存在影响，大有取代南斯拉夫人的势头。
1947 年12 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彼鲁·纳库自杀身亡。死因是这样的：纳库生前主管经济工作，他提出阿尔巴尼亚应当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他的这一观点是针对南斯拉夫的。他的立场立即受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批评，其中对他批评最严厉的，是党的实权人物科奇·佐治。
党的主席和政府主席恩维尔·霍查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纳库最后被开除出党。他孤立无援，在宣布被开除之前自杀。
在此背景下，莫斯科来了通知，邀请密洛凡·吉拉斯或其他领导人去莫斯科就阿尔巴尼亚问题进行磋商。
吉拉斯去了莫斯科，刚一到达，他就被告知，斯大林要见他。斯大林见到他之后，寒喧一完，就直截了当地进入了正题。
斯大林说：
“在你们的阿尔巴尼亚那里，中央委员在自杀！这太不好，”太不好了！”吉拉斯也直截了当。他说：
“斯彼鲁·纳库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系，他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内部自己孤立了自己。”这时，斯大林打断了吉拉斯的话，说：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这话使吉拉斯大吃一惊。他说：
“我们不是要吞并阿尔巴尼亚，我们是要进行联合。”这时，在场的莫洛托夫马上说：
“这就是吞并的意思！”斯大林说：“是的，是的，就是吞并，但是，我们同意这样做。你们要去吞并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随后，斯大林问吉拉斯：
“在你看来，霍查这个人怎么样？”吉拉斯避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斯大林又说：
“他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庸人，对吗？对，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在他们之中，大概最坚定的人是佐治吧？”吉拉斯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
随后，斯大林对吉拉斯说：
“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你亲自替苏联政府起草一份给铁托的电报，明天交到我这里来。”吉拉斯再一次感到吃惊。他请斯大林重复一遍，才证明自己并没有听错。
吉拉斯回忆说：“起初，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是对南斯拉夫关于阿尔巴尼亚政策的赞许的最高表示。但第二天，在我起草这份电报时，我又想到：将来他们会不会利用这汾电报反对我国政府？所以，我谨慎和简短地写了几句：吉拉斯昨天抵莫斯科，在当晚会见中，双方认为，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这份电报并没有拍到南斯拉夫。
过了一个月，当卡德尔率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他们时，阿尔巴尼亚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斯大林对卡德尔和吉拉斯说：
“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商量。”卡德尔解释说：诚然，关于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一事，南苏两国政府没有进行磋商。但是，这件事的具体协定还没有签订。虽然南斯拉夫政府在原则上愿意接受阿尔巴尼亚的请求，然而它还没有明确决定是否要派军队去帮助阿尔巴尼亚人。南斯拉夫政府的这一措施决没有形成对和平的威胁，因为它唯一目的是保卫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消除外来的危险。早先，阿尔巴尼亚政府曾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一个空军联队赴阿尔巴尼亚，这样做了也没有引起任何国际争端。
这之后，整个巴尔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阿尔巴尼亚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主张加强南阿联系的科奇·佐治作为“铁托分子”而被枪决，阿尔巴尼亚也成了反对铁托的急先锋。
最后说第十怨：关于苏联干预南斯拉夫党政人员安排。
安排外国党的领导，是莫斯科的一个传统做法，尽管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进行的。铁托本人就是由共产国际安排为南斯拉夫总书记的。铁托任总书记后，尤其抗德战争爆发后，给南斯拉夫的党独立发展创造了机会，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已不大可能具体干预南斯拉夫党的干部工作。但这并不是莫斯科作风的改变。抗战胜利后，两党两国接触增多，苏联向南斯拉夫派了各方面的专家。在此情况下，莫斯科对南斯拉夫党政干部的安排的干预事件就越来越多。有时，这种干预是暗示式的，有时则以“建议”的形式公开进行。最使南斯拉夫当局感到为难的是，苏联告诉南斯拉夫，苏联方面掌握了某某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而他又不把材料拿出来，弄得南斯拉夫非常作难。
有关韦莱比特事件就带有典型性。
韦莱比特是南共的老党员，先是在萨格勒布做地下工作，1942 年转入解放区，参加游击队，一贯表现出色。1943 年，在洛拉·里巴尔牺牲后，他被指定为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与英美等西方盟国进行接触，很好地完成了使命。建国后，他被任命为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部长助理。可苏联告诉南共中火，韦莱比特是英国间谍。南斯拉夫要苏方提供有关材料。南方一直得不到这方面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方面没有对韦莱比特采取组织措施。一方面，他们不愿听从莫斯科不提供根据的“断言”，另一方面，则为自己的干部着想，不能平白无故地毁掉一位同志。对此，苏联一直不满，多次催促南斯拉夫撤掉韦莱比特的职务。为这件事，直到1948 年两国关系公开决裂时，苏联还在向南斯拉夫人算帐。
以上可以看出，战后的十怨，既是战时十怨的发展，又与战时的十怨有了实质上的不同。如果说，战时苏南矛盾主要是苏联压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对外路线与南斯拉夫推行“通过战争推进革命”战略的矛盾；那么，战后的矛盾，则主要是苏联推行“家长制”和“霸权主义”与南斯拉夫要求独立自主发展权力之间的斗争。
在斯大林看来，服从他斯大林是天经地义，而铁托不驯眼的做法简直是触犯了天条。
是的，在国际运动内部，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斯大林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可问题是，铁托已不再是往来于莫斯科高尔基大街卢瓦斯旅馆住处和马合大街共产国际机关办公室之间的那个瓦尔恃，他，也不想再吃斯大林的“这个”。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时日不觉是严冬，寒意骤起八面风。
多瑙泛波送驿马，各执一辞斗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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