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后来回忆说：
“乍一看，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变化；但他是大大地变了，完全、彻底地变了。他安祥。自信而质朴，正像那种已经消除了思想中的一切怀疑、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人。”他们谈了整整一夜。当时，克尔莱扎刚从意大利回来，他向铁托讲述了他所见到的法西斯主义的情况。
作家又谈到了他老早就发现的铁托的“固执”脾气。铁托听罢，哈哈大笑后对作家说，他回到克罗地亚后，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怀乡之情所驱使，回到了他的家乡库姆罗维茨村，尽管他的家已经不在那里，尽管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铁托说，在黑暗之中，他站在旧居的几棵果树下，听着大吠和小溪潺潺的流淌声，闻着房舍中发出来的熟悉的气味，包括邻居的粪堆和马厩的气味。铁托说，他觉得一切都没有变——甚至溪中的死猫和一扇破门的嘎吱声都没有变。
从克尔莱扎那里，铁托不仅了解到了革命文艺队伍的思想情绪和要求，而且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建国后，克尔莱扎一直是敢于向铁托直言的几个作家中的一个。
铁托与密洛凡·吉拉斯的联系，代表了他与新一代革命者建立关系的一般情况。
他早就听到了密洛凡·吉拉斯这个名字，并对他在大学生中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满意。他给吉拉斯发了一封信，让他速来萨格勒布，共商治党大计。
当时，吉拉斯刚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原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任教，并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工作。
吉拉斯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早在1937 年，从萨格勒布来的消息说，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要求从贝尔格莱德派去一个同志。那年冬天的大暴露几乎使整个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荡然无存。只有一所大学幸免，没有一个人被捕。这是因为一位同志在警察面前表现得很英勇，他拒绝泄露他和这个大学的联系。我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保存了下来。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在大逮捕时我正在监狱里。
我乘火车到萨格勒布，一直防备是否有警察跟踪。我来到了预先安排好的地方——我们的一个同志音乐家帕夫勒·马尔科伐茨的房间里。我发现中央委员正在那里等我。他中等身材，消瘦但非常结实。他的面孔坚强而镇静，同时还有些亲切。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地下工作习惯上是不请教姓名的。他问到我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情况。我向他报告了警察所做的一切。他安祥地听着，然后开始劝告我。
说实话，他给我的劝告对我们在南斯拉夫的人来说是新鲜的。我们感到我们是生活在沉闷的、不可理解的环境中，你不屈不挠地工作，团结了一些人，建立了一个组织，突然间一次暴露放一网打尽。我们的同志遭到警察的酷刑，然后被关进监狱。少数幸存者又重新组织起来，又遇到同样的困难。尽管我们有这种经验，但是我们却不愿改变这种情况。
这位中央委员解释了新的纲领，却从不提到他已悄悄地捣成碎粉的旧形式。他告诉我如何按照新的标准选择党的干部，那些工厂、车间、学校里受到信任的人。为了我们个人的安全，我们不应该再培养一小批已经是知名的人士。这个委员交给我们的任务并不困难，稍加努力就可以完成。离开以前，他告诉我中央委员会将搬到国内以便直接和人民接触。他并且告诉我说，青年领导必须建立，他要求我从大学里选这一个我认为最好的、不妥协的、头脑清楚的小伙子。
我们分手时约定，我在一个短时期以后要同这个青年一道回到萨格勒布。在火车上我绞尽脑汁来回忆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我认为我一定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他。但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火车经过斯雷姆斯卡密特罗维查时（那里有一个监狱），他闪过了我的脑海。莫萨·皮雅杰画过这个人的肖像，当他们一同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模糊地回忆起皮雅杰曾经告诉我他是一个工人，名叫布罗兹。
我来到贝尔格莱德，找到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马尔科，他在监狱里关了6 年。
我同我的同志们讨论派哪个青年到布罗兹那里去，我们决定派伊凡一洛拉·里巴尔，一个读法律的学生。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青年，在大学里的员中颇享盛名。
几天以后我回到萨格勒布，又遇见了布罗兹。在我们开始会谈以前，我对他说：
“同志，我认识你。当你在监狱时，莫萨·皮雅杰给我看过他在列波格拉瓦给你画的肖像。他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布罗兹。我现在认出你来了。”铁托挥动着他的手笑了起来。
铁托活动的中心是萨格勒布。这里的警察力量比贝尔格莱德弱得多，而这里的情况他十分熟悉。
但萨格勒布的党组织被彻底捣垮了，铁托必须重新建立党的指挥中心。
不过，铁托并没有急着把新班子组建起来。他决定等一等，等把警察可以利用来找到省委新领导的线索全部中断之后再说。在此情况下，铁托利用每一个部门的合法的工作形式进行工作，委任这些部门的领导，使他们直接与他本人进行联系，而暂不建立组织系统，如工会是合法的，铁托便指定某几个人组成工会委员会，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这一形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才组建了党的省委会。
1937 年8 月1 日夜半时分，克罗地亚地区的19 名代表在铁托的主持下，在萨莫博尔郊外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代表会议，选出了由12 名委员组成的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所以称“中央委员会”，是在执行1934 年共产国际的决定。
那时共产国际决定克罗地亚要成立独立的党组织。而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铁托交给了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他的父亲作为法官，曾经审讯过铁托。
其他地区的党组织的情况与克罗地亚不同，铁托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逐步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系统。
1937 年4 月，斯洛文尼亚已经成立了单独的党组织。新委员会成立之后，铁托便把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重担交给了刚从莫斯科归来的爱德华·卡德尔。
在贝尔格莱德，铁托把重任交给了密洛凡。古拉斯和兰科维奇。
由吉拉斯和兰科维奇向铁托推荐的洛拉。里巴尔则掌管着人数最多、最活跃的共青团组织。而洛拉·里巴尔的助手，是伏克曼诺维奇（泰波）。
铁托挑选这些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任用他们要比任用那些在警察局挂了号的老党员使人放心；其二，他们没有宗派思想，少有地域观念。
实际上这些人形成了未来以铁托为首的党的核心领导层的基础。
这期间，共产国际交给南斯拉夫的重要任务，是组织南斯拉夫志愿人员赴西班牙，直接支援西班牙工人阶级反对佛朗哥的武装斗争。
做这项工作，一是要招募人员，二是要募集资金，供志愿人员旅途之需，三是要组织派遣。招募工作并不困难。南斯拉夫人中，愿把西班牙当做反法西斯战场的大有人在。募集资金也不算困难。困难的是把这些志愿人员安全地送到西班牙。因为这些人员必须秘密遣送，而去那里的又是成千上万的大军。
1937 年春，巴黎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展览会。这给志愿人员去西班牙提供了机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拿到了去巴黎的护照。持有护照，到了巴黎，到西班牙就没困难了。
还有一条途径是供无法取得护照的人通过的，这就是先秘密经过奥地利，然后去瑞士，从瑞士到法国，从法国再到西班牙。这条路线充满了危险。
他们一旦被外国警察发现，便被引渡回国。那么，等待他们的便是监狱与鞭答。
为完成这一任务，铁托尽了最大努力。他曾多次前往巴黎，亲自组织这项工作。
这也充满了危险。有一次，铁托还险些被警察抓住。
有一天，英王出访巴黎。为了加强警戒，警察在全市搜查所有嫌疑分子以及没有护照的外国人。这样，铁托不得不离开巴黎，以避锋芒。
在他离开巴黎时，得到了一个新的护照。他有点大意，没有对护照进行认真检查就上了路，尤其他没有记牢护照上的名字。他非常疲倦，在车厢里睡了过去。火车离开斯特拉斯堡之后，希特勒的边防人员进入车厢，检查护照。铁托被叫醒后，便把护照递了过去。警察用德文问铁托的名字。
铁托昏昏沉沉，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护照上的名字。
“你的名字？”德国人开始愤怒了，又一次问。
铁托还是想不起来。但他记得那是一个捷克人的名字。
铁托急中生智，假装听不懂德语，于是用捷克语问身边的一个人：
“警察需要什么？”“他问你的名字。”拖延起了作用。护照上的捷克名字终于出现在他的脑际：
“哦，我叫……”他说出了那个名字。
警察信以为真，以为铁托真的不懂德语，便怒气冲冲地嘟嚷了几句，在护照上加了章，把护照递给了铁托。
这期间，从南斯拉夫去西班牙的志愿人员的数目急剧增加。高尔基奇认为，只从陆路派遣难以适应。于是，他决定从马赛搞一条船到南斯拉夫水域，用船把更多的人偷运过去。一次可以去上千人，这是一个颇有气魄的决策。
高尔基奇把这项任务交由中央委员阿道夫·穆克来完成。
穆克来自达尔马提亚，服务员出身。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船从马赛开出后，不几天便到达南斯拉夫水域。最后，船只停泊在布德瓦附近离摄政王在米切尔的夏宫不远的海域。
在南斯拉夫的陆上，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1000 余名志愿人员已在岸边集中隐蔽，他们大多是来自门的内哥罗和达尔马提亚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
黄昏时分，这条船发出了信号——这是预定好了的。信号发出后，船只按预定计划要驶向岸边，志愿人员则登上小船划过去。但是，天公不作美，也是应验了“天有不测风云”那句话，这天夜里偏偏起了大风。有道是海上无风三尺浪，这大风一起，海涛像小山一般在海上滚动，这船如何能靠得了岸？
这样，指挥者只得推迟行动。
行动推迟，对海上的船只倒无甚妨碍，但苦了在岸上等待的那1000 多名偷渡者。他们缺吃少喝，挤在一起，急得不亦乐乎——最后，终于有令下达：
第二天实现登船计划。
但当第二天夜幕降临、人们准备登船时，海湾里出现了警察的巡逻艇，而且巡逻艇拉开了警戒线。组织者们发现自己被警察包围了。
穆克是水手打扮。警察登船时，他正在船头。在这之前，共产国际的一名工作人员曾劝穆克弃船跳水逃走。穆克没有那样干，共产国际那位工作人员跳水逃跑成功，穆克被捕。他供出了整个计划。岸上那1000 余人中一部分人逃脱，但大部分人落人警察法网，被夫入牢中。
事实说明，这件事高尔基奇又干坏了。
铁托则继续从陆路向西班牙派志愿人员。经铁托组织，大约有1500 名南斯拉夫人到达西班牙，其中有许多是知识分子。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遭受到惨重的牺牲。差不多有半数为共和国战死在疆场，300 余人受了伤。另外，战争失败后，返回的人中又有350 余人在越过法国边界时被送入集中营。但仍有300 余人逃回了南斯拉夫。这些人成了南斯拉夫的革命种子。他们之中，不少人成了南斯拉夫的文武官员，其中有24 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将军，他们大多数成为铁托忠诚的革命伙伴。
1937 年7 月底的某一天，铁托接到了中央委员斯雷膝·茹约维奇等人的一封信，写信人让铁托“从速”离开南斯拉夫前往中央所在地——巴黎。
铁托反复捉摸了那封信。等待他的是机会还是险情？最后，他决定按信中说的，赶紧到巴黎去一趟。
欲知铁托吉凶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奉命急切俄都行，兢兢难解兄弟情。
返国受命多少事，席不暇暖又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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