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星儿
陆星儿（1951～），女，上海人，作家。著有《美的结构》、《啊！青鸟》、《灰楼里的童话》等。
有位好朋友突然提出要求，想看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说，小时候很傻的，胖乎乎，两根小辫儿永远麻花似地拧着，没什么好看的。他却固执地要看。我只好去母亲住的老房子里翻找。我小时候照片不多，夹在母亲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本旧的发黄的相册里。那是一种最老式的相册，很普通的硬壳子封面，暗棕色的，里面的照片都是陈旧的、黑白的，一寸二寸的参差不齐，还用背后沾胶的透明像角固定着，便不可轻易挪动了，截然不同现在的，一律彩色，一律放大到六寸，一本本一叠叠的神气又灿烂。所以，母亲的旧相册，似乎早被遗忘了，一直塞在衣柜最冷的一角。而我母亲的老房子也长久不住人了，当我在黯黯的房间里，从更黯黯的衣柜中抽出那本相册时，仿佛隐隐地闻到一股潮潮的霉气。但是，亮起灯，一页页小心掀看时，我只觉得柔和温暖的光亮照耀出一个又一个令人震惊又令人感慨的画面，尽管是黑白的，却亦神气却亦灿烂。当然，不是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是为我母亲曾经那样年轻过，那样漂亮过，那样楚楚动人过。可我依然能闻出那股霉气，它淡淡地笼罩着那年轻、那漂亮、那楚楚动人……
我的心不由地沉重，不由地感伤。
窗帘严严地遮着。我黯然地坐在一只方凳上，腿上翻开着相册。方凳是坚实的硬木，听母亲说，是从家乡海门镇上运来的，我想像，一定是条木船，还有“咯吱咯吱”的浆声。记忆中，海门的家是个大院，院子的门前是条宽阔的路，和大路并排着弯弯曲曲的是一条又清亮又安静的大河。五岁前，我常住在那个大院，常在大河边奔跑，缠我的精瘦的奶奶和斯文的爷爷。没人告诉我父亲母亲在那里，我也不想念他们。有一天，奶奶突然扶着院门恸哭，呼天抢地的，瘦小的身子缩瑟得更加瘦小了。就是那一天，我两根拖在背后的辫儿梢上扎了两朵白花。不久，母亲接我和姐姐来上海，先是坐“二等车”，再是坐轮船。而上海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间十来个平方米的小屋。那时候我们真小，兄妹四个和母亲只住这一间小屋，也从来不觉得挤。小屋里的生活没有父亲。小屋里的生活母亲最操劳，起早贪黑地忙。我只知道，母亲在国棉十四厂做医生，大家叫她“周医生”。我还知道，在我父亲病故之前，母亲是不工作的。父亲突然走了，不管不顾的。那时候母亲才三十岁，弟弟刚生下六个月。三十岁的母亲已经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可三十岁的女人，正是最好的时候，母亲例外又不例外。相册里有一张母亲三十岁时的照片：清瘦、秀丽、擦肩的短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左鬓角别一朵白花。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但镇静，虽然清瘦得过于使脸部分明的线条又略略透出蕴含的一缕凄怜与苦楚。拍那张照片，是为寻工作派用场的。两年之后，母亲的另一张照片，神采便迥然不同了：在护校的校园里，母亲和同班的两个女同学合影，她穿一件有三颗小布扣子的蟹青色衬衫，束一条藏青色的喇叭裙，仍然是短发，仍然梳理得整齐，不同的是，鬓角的白花摘了，她在笑着，很抖擞，很风采。护校毕业后到工作，那条藏青色喇叭裙一定不穿了，它的颜色还像新的青得很深沉，很大方。我记得，我去北大荒前收拾行装，悄悄地把母亲的这条喇叭裙裹进了被子里。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穿裙子，我的花裙子，都是母亲自己扯了花布给我做，放在小屋门口的那台缝纫机常在半夜里还“咔哒咔哒”地响。四个孩子的衣服要做，要补，母亲只能少睡觉地替我们忙碌。半夜醒来，朦胧的灯光里看母亲挺挺的背影，听流畅的“咔哒”声，一种拥有依靠的温暖一层层地裹住我的心，我渐渐地又睡得更沉更熟。我们的小屋确实清贫，板壁糊的是白纸。但小屋又确实温暖和睦，兄妹四个从来不争不吵的。哥哥最大，读中学时他就参加市少年宫文学小组。印象中的哥哥，手里永远卷着本书，就是洗脚的几分钟，也不肯放开。1957年，他刚读高一，就偷偷在户口簿上改了年龄报名去安徽上山下乡。送哥哥走时的一张全家照，母亲显得更瘦。我们没有父亲，便以长兄为父，母亲的心理对于长子显然有着一种依赖。哥哥却执拗地要离开小屋，他很血气方刚的，为说服母亲，天天在她枕下压进一封信。做完中班回来的母亲读着那一封封动情的信，眼泪湿透了枕巾，但她最终没阻拦哥哥的选择。接着，姐姐没考上大学去了新疆；再接着我很激进地第一批报名去北大荒；再接着，弟弟毕业分配，又是“一片红”，不予照顾地统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送弟弟最后一个离开小屋，母亲晕倒在月台上……
那大概是1970年。
小屋渐渐冷清，并且终于完全空荡荡的没有笑声少了生气。从前塞满床底的木箱、皮箱、藤箱，被我们四个一一瓜分，连母亲一只大樟木箱里所有能给我们使用的“存货”也丝毫不保留地分光。寂寞的一年又一年，母亲全部的寄托就是儿女们的一封封来信，盼望着两年一次，四年一次我们的回家探亲，你来我走。母亲不断地接不断地送，接到时满脸堆笑，送走时眼眶潮潮的难舍难分。空白的一年又一年，小屋里除了等待期望没有变化，仍孤独地住着母亲一人。我们却在外面经历了很多，闯荡了很多，尽情尽兴地常常会淡忘了那小屋。平淡的一年又一年，母亲不知不觉老多了，不知不觉添了这病那病的，也不知不觉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为办一张退休证，母亲很郑重其事地去梅兰照相馆拍了张一寸的小照，穿件中式棉袄，领子熨熨贴贴地围着颈脖。那张小照很不起眼地夹在那本相册里，但恰恰和三十年前母亲为寻工作而拍的照片并在一起。是故意的。三十年的变化便跃然夺目：母亲的头发花白了，牙齿脱落了半口，皱纹从眼角伸展到耳根，一道道地由细渐渐变粗。“我老多了吧？”母亲有时会问我。确实老多了。我不敢说出口，心在疼。母亲尽管老了，还是念念地牵记着我们，哥哥第一个有儿子，母亲顾及他们的困难，把孙子接到上海。我毕业前夕也面临产期，她又从上海赶到北京照料我做月子，我住的房子是临时借的，是一间既简陋又狭小的板房，炉子只能放在门外，北京又常常刮风，很难煮熟一顿饭。母亲没有怨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把我们母子俩照顾得舒舒坦坦。外孙是个漂亮的小子，母亲每次搂着他照相，眼睛总像开了花似地欢欣。她说，她最喜欢给婴儿洗澡。她和光着身子在澡盆里嬉水的外孙有一张合影，是黑白的，那天我儿子满月，小脸盘人模人样地可爱。这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用黑白卷拍照，母亲把它夹在那本旧相册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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