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
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夏》，中篇小说集《北极光》，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橄榄》、《地球人对话》等。
20世纪是一场百年迷乱，是阳光和噩梦共同繁育的一个怪胎。
阳光曾在黑暗中穿透噩梦，使得噩梦也发出光怪陆离之色；而噩梦醒来后，却发现阳光仅是一种虚妄的幻觉，人类被笼罩在更深重的黑暗之中，不知何去何从。
我生于1950年，恰好活在20世纪的后一半。四舍五入，应算是年过半百。在这块土地上浪迹了近50年，该有资格对20世纪说三道四了。
何况，那种种质疑和困惑，都源于自己的切肤之痛，源于对自身的追问，源于存在与环境的冲突。思考为一种缺乏诗意的现实所迫，周而复始。
少年时期，我们曾从20年代出生的父母，以及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译著、书籍和戏剧中隐隐得知，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至高无上的，人具有尊严和理性，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独立的意识和思想。
经典人道主义是十八、九世纪人文主义时代的遗产，却也是一张无法在20世纪兑现的过期支票。当我们尚未出世时，它们就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里化作齑粉，并在乌托邦的营造过程中，被宣布作废并严密封存。我们后来在真实的生活中所见到的，仅仅是那只旧箱子上一把生锈的锁。
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对于20世纪的中国，1950年确实具有断代的作用，这一刀切得利索，使这百年华夏的前半叶和后半叶，泾渭分明，宛若隔世。
尚在幼年，我们就被告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刚刚废除了私有制的新中国，遍地都残留着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毒素，帝国主义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是第四代身上。因此，人需要“狠斗私心一闪念”，需要要“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只有彻底排除私心杂念，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新建立的公有制，将理想的实现，寄希望于制度对“人”的改造。
这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理论，持续近三十年，塑造了三代中国人。
于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被新政权所信任，人人都是企图破坏新制度的怀疑对象，随时可能被审查和非法监禁，强加于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即便如潘汉年那样曾经出生入死、像那样曾经代表政权的高官，也不可幸免。人与人之间充满告密的诬陷，若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就被认定终身带有私有制万恶的烙印，成为与生俱来的异己异类。
私心杂念——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叛徒，这个必然逻辑使我们人人自危。那是一种近于宗教原罪般的恐惧与焦虑，人人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全中国的人几乎都带着强烈的自虐倾向，陷入近于疯狂的状态。
至70年代末期，在我有限而坎坷的人生阅历中，我所看到的人的品性，是卑微而低贱的。周围凡有尊严和独立意志的人，下场和结局都是悲惨的。图书馆里，那些散发着霉味的世界名著中关于人的高谈阔论，同我们现实的生活是何等格格不入。我竭力驱除着空气中以及我体内，那前半个世纪残存的毒素，渴望使自己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
然而，几十年过去，公有制对“人”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近于残酷的反复改造，却似乎成效甚微。
公有制的大锅饭，使人变得越来越懒惰，侵吞公物一时成为地下风潮。
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更多的人，变成虚伪的两面派和传播谎言的工具。
还有那样一些人，血液被抽换成信条，成为僵死的植物和机器人。
若有少数不愿戴假面具的人，惟有监狱和精神病院两个去处。
“人是最宝贵的”，但人的权利和愿望却是最不宝贵的。
偌大的国土，茫茫十亿人中，还有几个人，真能担得起“人”这个称号呢？贫穷和压抑之下，无情的事实是：人已非人。
就在那个时候，处于地下状态的有识之士们，开始捡拾起早已荒疏的“人性”那个词语，并一次次试图解读它。他们在迷茫和混沌中颤声发问：既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为何在公有制下，人性恶仍然无法杜绝？如果是私有制社会导致恶，那么私有制本身又是从何而来？
若干年后，大量新发现的史实证明，在私有制出现之前的原始公有制状态中，部落间人与人之间的仇杀所表现出来的兽性和暴行，丝毫不亚于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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