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荆轲墓相邻的情节，就没有羊、左的刎颈之交。《析津志》和《六朝事迹编类》说得确凿，左伯桃墓就在建康溧水县南四十五里仪凤乡孔镇南大驿路西，今天江苏溧水县还在，只不知乡镇的建制变化多少。又说荆轲庙在溧水县南四十五里，那末真是近邻了。这里是羊左两人入楚经过的地方，没错；可是荆轲被杀于咸阳宫，怎么会跑到老远的东南建墓立庙呢？左伯桃为什么又不能见容于他呢？荆轲不讲究刺剑之术，怕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他怒刺强秦，肝胆可佩。为什么死后却欺凌一个冻死路上的行人呢？也许事情发生在楚王以上卿礼厚葬伯桃之后，那荆轲是嫉妒，是不服气，以致坟圹旁边不容他“鬼”酣睡吗？荆轲又从何时何地何人处搬来了人马，称霸于一方呢？
荆轲生前虽是歌哭于市，旁若无人者，“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非庸人也”：我们相信这个判断，庸人干不出他那悲壮的行径。他也不是欺软怕硬的人，秦王够硬的，他敢碰，而且硬拼。
不过，查一查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他的脾气不小。过榆次，跟盖聂论剑，盖聂“急眼”了，荆轲也搭上车就离开榆次；在邯郸，跟鲁句践博奕，为争个先后一言不合，鲁句践说的话不中听，荆轲也没好气地跑开，再不见面。像后来韩信那样受胯下之辱，荆轲绝不干，荆轲肯替燕太子丹效死，是因为太子丹避席顿首，尊之奉之恣之顺之。后来荆轲等候远来的搭档，迟迟未成行，太子催他，“荆轲怒”，以为太子信不过他，没把人等齐就仓促出发了。这些地方很见出荆轲这个人的个性，本来无所谓短长。
看来问题出在后人由于崇拜，为他立庙，尊称将军，四时祭享。匹夫之勇的荆轲，也有了泥胎土塑的侍从部属。地位变了，自我感觉也变了。本来与秦王不共戴天，是他个性的正面表现；如今与左伯桃一争高低，就是个性向负面的发展：由我行我素而唯我独尊了。照《古今小说》的描述，他是每夜仗剑到左伯桃墓前骂阵：“汝是冻死饿杀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夺吾风水！若不迁移他处，吾发墓取尸，掷之野外！”这样蛮不讲理，就是霸道了。
我喜欢早期那负气远去、刺秦丧身的荆轲，不喜欢后来这个惊扰乡民、侵凌善良的荆轲。多年来不能把前者的壮士形象同后者的“将军”形象统一起来。现在把卷沉吟，忽然悟到一直把人的性行看得太简单、太平面、太不受时间和世事的影响，因而对其变化的反差就不能接受了。然而有什么奇怪呢？汪精卫刺摄政王时不也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少年许国的志士仁人吗，后来变成什么样了呢？只不过他的变化全在活着的时候完成了。关于荆轲死后为非作歹的传说，大约不算挟嫌诽谤，多少透露了一点讽谕之意吧。
1992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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