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身充满矛盾——思想非常敏锐，但感情脆弱，行动怯懦，见手铐变色，闻死刑丧胆，经不起专案组文攻加武斗，只得老老实实交代历年来的“独立思考”。苟全性命于乱世，那副窝囊相，真是不堪回首……
俱往矣，幸赖三中全会的政策逐步落实，书生报国有门，辛勤笔耕，力争一年一戏，一戏一招。去岁赴蓉公演新作荒诞川剧《潘金莲》，又遇见那位知道我老底的导演。阔别多年，从他眼神中，我看出一句潜台词：“这娃娃‘洋起来了’！”是啊，时代变了，我能不变吗？性格从脆变韧，行动从怯变勇，但有一条没变，依然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
譬如《潘金莲》，四川一些同行刚听题材就摇头，严肃地告诉我：周总理早在六十年代就批评了欧阳予倩二十年代旧作《潘金莲》，盖棺定论，这人物不值得写，别去碰枪口！我一面恭听，一面思考：不是刚宣布“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都可以写吗？怎么又划禁区了呢？潘金莲比西太后的罪大么？连西太后都可以写成初具良知，渐变万恶的女主角，又未尝不可以揭示潘金莲由单纯到复杂，由挣扎到沉沦，由无辜到有罪的悲剧主题呢？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吧？欧阳老对潘金莲始于同情没错，如果有错，是错在终于歌颂。我取舍欧阳老的得失，站在八十年代新角度重写《潘金莲》，始于同情，终于惋惜，大约不会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吧？可是，成都几位批评家视而不见两个《潘金莲》主题的区别，断言凡是周总理否定了的题材都不宜搞，再搞就是与总理指示唱“对台戏”！这顶帽子够大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当头棒喝不但没有轰退“老运动员”，反倒敲出了我又一条独立思考：这不是在搞第三个“凡是”么？
我辈既称“探索者”，就得冒险走向前人没有走过，或走了几步又被唬回来了的不毛之地。所谓“改革”，就得首先改革我们民族的盲从性。戏剧观念的更新，必须附丽于人生观念的更新。雕虫小技，治不了戏曲与青年的“代沟”矛盾。历史观、道德观、权威观、价值观、未来观……总而言之，人生观依旧是老一套，戏剧观安得不随之老矣？
说来惭愧，我是个拿不出小学文凭的习作者，安敢妄称剧作家？我知道，出色的剧作家应是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就写不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本人离此标准尚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我不望而却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良师益友的前引后扶之中，在红眼小人的明枪暗箭之间，攀登、摔倒、起来、攀登……。首都一家出版社给我寄来一张表格，其中一栏是“你的格言是什么？”遵嘱填上，我的格言是——我不迷信一切格言！
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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