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九七年底，随着我的资历的加深，我也开始参与考核处级干部了。印象特别深的是在m支行那一次。那天我和申处长到了m支行，说明来意，马上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来给我们端茶倒水，很是殷勤。我以为她是一个勤杂人员或者秘书之类的角色，也没多理她。后来m支行的桂行长来了，召集了所有科级以上的干部来开会。我一看，哇，眼前几乎全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刚才那个端茶的小姑娘就是支行办公室主任，正科级。一看花名册，居然比我还要小一岁。桂行长先念自己的工作总结，基本上是表扬和自我表扬，最后无关痛痒地说了几点“不足”。接下来轮到诸位佳丽发言了，桂行长回避，诸位佳丽一个个单独跟我们谈话。在等待的空闲里，我问申处长说怎么这个行都是小丫头在当官？处长微微一笑说，这是桂行长的爱好，他无论走到哪里就提拔一批小丫头围着自己转。小丫头们进来发言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夸奖桂行长，比如“有魄力，勇于开拓”啦，“事业心强”啦，“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啦，“作风严谨、一丝不苟”啦，“正派廉洁、克己奉公”啦，“关心群众、平易近人”啦……等等，总之这世界上的一切美德都属于桂行长。当然，她们说桂行长也有缺点，不外乎三条：“有时有些急躁”、“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有时候对下属太苛刻”。听着仿佛是缺点，可是仔细一琢磨，“有些急躁”不是说他事业心强吗？“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是说他“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吗？那“有时候对下属太苛刻”不就是说他对下属要求严格吗？我一方面惊诧咱们中国词汇的丰富，另一方面也真佩服这些小丫头年纪不大，政治上却进步得这么快，提前成熟了。我暗自想：这桂行长每天也真叫爽啊，当行长威风凛凛不说，还有一帮白领丽人众星捧月般围着转。只有一位“*边站”的三十多岁的女“副科级调研员”发了牢骚，她说自己生不逢时，刚来行的时候是个女行长，喜欢小白脸、奶油小生，自己熬了七、八年才到副科；等到自己人老珠黄了，又来了个男行长大力提拔小丫头，自己副科的位子还得给她们腾出来，才三十多岁就成了“副科级调研员”。申处长听了笑得合不拢嘴。晚上桂行长为我们设宴接风，申处长乘着酒兴把这事当笑话拿出来讲了，引得哄堂大笑。我坐在一边，心想那个“副科级调研员”这下算是彻底完了。
回来把白天民主测评结果一统计，发现打一百分的占绝大多数，一票六十分，估计是那个副科级调研员给的，还有几票九十九分的，一平均是九十八分——真是接近十全十美了。我一边汇总数字，一边心想这“中层干部”都是桂行长一手提拔的，这些小丫头要是按正常程序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熬到现在这个份儿上，桂行长的特殊爱好使她们一步登天，怎能不心存感激？光调查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见，怎么能反映出真正的民意？
在写考核总结材料的时候，我也当了一回恶人，报复了一个我很厌恶的副处级干部。这个副处长是给领导开小车出身，当时管报销。我刚到人事处那会儿，一次到财务去报销到北京出差的单据，里面有一张三块钱的空调候车票。这是当时汉口火车站乱收费时搞的，哪怕只从候车厅直接上车一分钟不坐，都要收空调候车票，现在好象已经取消了。我报销时这个副处长在旁边看到了，一看我是一个小年轻，不知道我是人事处的，于是马上过来耍威风，硬是让我把空调候车票撕下来重新填一个报销单。我倒不是心疼这三块钱，而是觉得这厮实在无聊。不过我当时没吭声，按照他的要求重新填了单据，心里却恨透了这个善于用最小的权力耍最大威风的小人。后来他知道我是人事处干部以后，却前倨后恭，又对我热情无比，总是远远的跑过来打招呼。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号势利眼，于是面上虽装出笑脸，却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后来考核干部时他原本不归我考核，我硬是主动要求写他的考核材料，那个考核他的科长一听正好省得他写，高高兴兴地把那个副处长的材料交给了我。这个副处长本来在群众中威信就很低，一总结打分是全行倒数第二。我一看，更高兴了，于是写报告时玩起了文字游戏，把群众说他“很想把工作搞好”抄成了“也想把工作搞好”，一字之差，前者强调的是他有责任心，后者则强调他没能力、工作没搞好。结果让他得了个“基本称职”，好长时间灰溜溜的。
去考核的大多数行情况大同小异。我们每次都空手而去、满载而归：不光是考核材料，而且也有各地的土特产、高级香烟、高档茶叶。我没有拒绝，作为人情往来在当时的情景下也不可能拒绝。中国的**文化浸淫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我自己也不能免俗。我承认，我心里也有黑色的**，也想抽好烟，喝好茶。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不想隐瞒。作为文章作者我本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一朵鲜花，显示自己多么的廉洁，多么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不想那样做。这是历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根据考核要求，凡九十分以上的都是“优秀”等次，我算了一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考核的处级干部都很“优秀”，打八十多分的都算是很少的了。这些干部果真那么“优秀”吗？我想，银行里占全部资产总量百分之三十多的不良资产率和频频爆出的大案可以说明问题。
一九九九年春节前夕，某个支行爆出了涉案资金达三个多亿的特大金融诈骗案件。这个二级分行的一个办事处，从办事处主任到看大门的老头全部勾结起来，采取多种野蛮的、巧妙的手法大量地放贷款：先以银行的名义高息集资，再按高息放给那些资金骗子，一切存、贷都以“帐外帐”进行体外循环。直到案发，这种勾当已经干了一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胆大包天的办事处主任居然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员”。这个案子发了以后，行里的领导们急得焦头烂额。后来追回了一部分，其余的经过一年多的做假帐、发放假贷款、挪用信贷资金填补了这笔亏空。这起数额巨大的诈骗案被精心掩盖起来，上亿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被几个犯罪分子鲸吞掉了。那位胆大妄为的办事处主任，后来得了左大脑萎缩，走路摇摇摆摆地跟跳舞一样，行里怕他没了死无对证，还要花钱给他治病。
除了这个案子，当时有个二级分行还办了个什么实业公司。开办了不到一年时间就亏损了四千多万，可是光招待费就花了二百多万，平均每天接近一万。可是最后一查，每笔亏空和开销有有记录在案，也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将公司的老总开除了事。后来有人在四星级汉口天安假日酒店见到过他，天天在那里打保龄球健身，活得别提多滋润了。
一九九八年上半年上边来了个政策，职工误餐费从原来的每月一百五十元上调到三百元。但是行里领导把这个政策变成了：行长、副行长级上浮四百五十元，正处级上浮四百元，副处级上浮三百五十元，正科级上浮二百元，副科级上浮一百元，一般职工上浮五十元。看了这个分配方案，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骂道：难道他们当官的比一般职工多长了几个胃，需要这么多误餐费？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回答说，那当然了，他们吃的多，拉屎放屁也多。没见那么多“改革新举措”出笼吗？
虽然当官的连一笔小小的误餐费都舍不得放过，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发扬谦虚的美德。当省纪委让填报《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表》时，那些平时拿钱时从来就当仁不让的领导们却一个个忽然变得伟大的谦虚起来。他们忙于各种改革大计，当然没有时间亲自填这张小小的表格，于是就羞涩地指挥我们填“一千五百元/月”、“一千三百五十三元/月”……并注明“除此之外无其他收入来源”。这些表格居然就通过了，真不知道省纪委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当官的糊弄老百姓，老百姓也就糊弄当官的。当时我们处所有年轻人全都迷上了游戏，一个接一个地打，一边打游戏一边办公，有时候干脆把门一锁不办公，人事处变成了电子游戏厅。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打游戏，一直打到下班时两眼发黑地离开，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游戏的情节。至于申处长让我写的五花八门的“总结”、“汇报”材料，尽管我很能写，但是就是不想动笔，于是把以前的类似材料拷出来改改时间、改改大标题糊弄他。有一次他忽然要一份以前的材料，他看了一会儿以后他跑到我办公室惊讶地对我说：咦？怎么今年的材料和去年一模一样？连里面的小标题都没改过来！说完回办公室了。过了一会又跑过来对我说：“你可不能这样糊弄我呀！”我挠挠头一笑表示歉意。
一九九八年夏天武汉市统计局给人事处劳资科派来了个活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单位统计调查表》，我们拿去请示处长，要转发给各二级分行、支行填报。处长说，咳，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统计局还没事找事，你们几个看着办吧。说的轻巧，“我们几个”如何知道全行那么多二级分行和支行的详细情况？于是我们一直就这么拖着，到最后期限没办法了只有加班信口胡诌。那天晚上，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坐在计算机前敲数字，我在旁边“构思”数字，边打游戏边加班。我们的典型对话是：“二十二栏填多少？——三百九十吧——三百九十？多了点吧？——那就三百——太整了吧——那就三百零七吧，有零有整——好，就三百零七，那第二十三栏呢？”——就这么完成了这统计表。按最后期限报到统计局，发现我们竟然是第一家！再后来……我们接到了市统计局的通知，评小郑科长为“全市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评我们单位是“全市统计工作先进集体”，要报先进材料。我们一听这个消息，禁不住仰天大笑。
我开始动笔写先进材料——可是有什么“先进事迹”呢？一边打游戏一边填报表？肯定不行。于是我大胆地展开想象，吸取了以往见过的“先进材料”的优点写到：“……小郑同志为了早日完成报表，骑着自行车冒着四十度的高温奔走于各下属单位之间，晚上回来加班填报。有一次，由于连续加班四十八小时，他神情恍惚，回家时一头栽进了水沟里……还有一次，他忽然发烧到三十九点五度，仍然坚守岗位……终于出色地完成了统计任务”。写完以后给小郑看，他边看边笑边骂：“*！你这哪里是表扬我，简直是在咒我啊！”后来材料报上去了，领回了一本鲜艳的证书和五百元奖金，小郑请客大家吃了一顿。席间，我们自然又谈到了这套调查表，小郑一脸无奈地说，可怜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们正忙着汇总这些子虚乌有的数字，再报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决策参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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