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早已经积聚了很久，我们的这些告示就如同在干柴上扔了一个燃烧的火炬，霎时间出现了星火燎原的形势。第二天中午，一场全校规模的罢餐运动开始了。当时，校园里口号声、摔东西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食堂做好了饭菜却静悄悄的没人去，还出现了不少声援、响应我们号召的标语和口号。政工人员一看就着急了，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又是说服，又是威胁。后来还来了几个穿警察制服人把告示照了下来。我和生活部长两人在楼道里碰到了，相视一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当系里的政工人员来时，我甚至还帮助他们对学生进行劝导，心中却偷着乐。然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缺点——过激现象很快表露出来了：三十七号宿舍楼的一些学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能发泄自己的怒火，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当我看到火焰腾空而起的时候，感觉事态有些严重了，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不过，那时的学生们都圆滑了，见好就收，没有酿成进一步的破坏。
从那以后，学校的伙食真的改善了一些，并且建立了食堂收支公示牌，炊事员态度也好一些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群众不起来造反，官僚们就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要不是校领导和总务的人员怕再闹事丢了乌纱帽，食堂的伙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这种改善大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后来逐渐又开始下滑，但我那时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事情多了起来，也就懒得再管这事了。
这次罢餐运动让我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第一，在群众对某种现象普遍产生不满、又没有正当渠道改变或发泄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引起“乱者四应”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利用得当，就可以起到打破旧秩序的作用；第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从而导致事态的发展背离运动发动者的初衷，并失去控制；第三，如果建立一种机制，使得群众的不满能够随时得以发泄，问题随时能够得以解决，那么群众的不满就不会积聚，有人试图发动并利用群众力量的愿望就会落空，就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一是言论自由，二是政治民主。
我参加工作后在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当时，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也是z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忆在财大时的往事。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这件不大不小的罢餐事件，觉得当时可真过瘾，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些号召罢餐的告示。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想知道的那个写告示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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