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除了帮林师傅家，我们家还帮助过一家，那家人姓常，是母亲在线材厂的同事。线材厂出事后，常师傅被判了一年刑，出狱后单位把他开除了，家里一贫如洗。常师傅想做小生意谋生，当时借了一圈，没几个人借钱给他，于是向我们家求助。虽然我母亲当时早就不在线材厂了，但还念着当年老工友的情谊，就送了五百块钱过去。后来常师傅又混发达了，家里有了好几十万，但对当年借钱的事却绝口不提。到了一九九三年，由于通货膨胀和老人相继去世，再加上我和姐姐上学，家里暂时又困难起来，母亲就跟线材厂一位老工友说起这事。老工友一听，当天就跑到常××家里骂了他一通，说你常××这小子真是太不地道了，张大姐挣钱这么不容易，你倒霉时对你简直是再生父母，混得有钱了居然都不还钱，你算什么玩意啊？常师傅这才到我们家里还钱，赌咒发誓说自己实在是忘了，仍旧只还了五百。还钱那天是一九九三年的暑假，我正好在家里，等他一走我就大骂：这人真是太没心肝了，五百块钱借给他的时候能买一千斤猪肉，现在只能买一百斤了。我母亲就对我说：做人要有原则，轻易不要麻烦别人，万一实在困难需要帮助了，就一定要记住别人的好处，滴水之恩应当以涌泉相报；否则，你就不够格做人。人上一百，各式各色，什么样的人都有，碰到这号没良心的人也在所难免，知道了不来往就行了，也没必要生气。

    除了这两家子，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又帮助过我们家属院里的一家人。那家户主姓孙，是个老工人，老婆大概是近亲结婚的原因，有遗传性精神病，疯了好几十年；一个女儿也是先天残废；一个儿子还算全活，但有先天性心脏病，接了老孙的班在铁z局工作，后来单位没活干就在家待着。全家人就*老孙的退休工资生活，还经常不能照点发放。老孙解放前曾经在伪满洲国的日本工厂里当童工，就说：连日本人也没拖欠过工钱。老孙的残废女儿后来嫁给外省的一个农民，有肺结核病。母亲看他们家可怜，就到线材厂帮着那个上门女婿找了个临时工，不久线材厂垮了，生活又没有了着落。当时我母亲在糊灯笼挣钱，一看他们家生活如此艰难，就把糊灯笼的手艺全都传给了他们家。糊灯笼要先用铁丝焊灯笼架子，需要购置点焊机，太谷县没卖的，当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还领着老孙的儿子到太原买个点焊机一起抬回来。老孙家生活困难，儿子找不着对象，母亲就帮着给找了一个，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我母亲又领着老孙家儿子到太原，把以前生意上的伙伴都介绍给他们认识，还把我们家房子借给他们放灯笼，算是让他们*糊灯笼有了个生路。老孙那家子也属于那种不怎么有良心的人，母亲搬来头两年还经常打电话来，都是问生意该咋做，后来上了路，电话也很少打了。二○○三年夏天，我母亲在教会了我舅舅的孩子做灯笼的手艺后送他到太谷做灯笼谋生，让老孙家把占用的我们家房子腾出来，他们家还好大不高兴。母亲到老孙他们家时看到他们家五口人竟然买了三台二十九寸的彩电，顿顿大鱼大肉的吃。回来后母亲说这土包子开了花可真是会作妖。

    俗话说上行下效，也许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和姐姐二人从小就一直同情、帮助弱者，看到身边可怜的人，不帮一下子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我姐姐在山西财经学院上学时，班上有个稷山县的女孩，家里是山区农民，特别的穷，每顿吃饭都是买两个馒头，就着自己家里带来的咸菜。当时我姐姐有铁路免票，每个星期六都回家，走的时候母亲总是怕她在学校里吃不好，给她做很多好吃的带走。后来才知道，姐姐每次到了学校以后，把母亲做的大鱼大肉多半给了那个女孩子，自己却吃的很少。我在上初中时邻班有个学生，大概比我大两岁，有佝偻病，他们班上同学都欺负他，也没人跟他玩。我总是看到这个学生下了课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主动跟他一起玩，后来成了好朋友。到高中时，班上有一个转学借读的学生，有一只手长了六个指头，也是被人冷落，我就经常和他在一起温习功课，每天放学时都用自行车送他回家。

    在不危及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地帮助弱者，凭良心做善事，是我的父母留给我的一项美德。我不喜欢唱“大公无私、舍己救人”之类的高调，我觉得，要是大多数国人能够做到同情弱者、扶危助困，那这个社会也不至于像现在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