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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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家门不幸(2/2)

    后来,由于实在不堪祖母虐待,大姨当时又刚染上肺结核也没法照顾她,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回到了滑县老家。其时文革造反风潮已渐渐平息,外公、外婆已不怎么被批斗了,但还是每天必须由民兵押送到地里劳动改造。当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下工之后,外婆就用小擦子擦一些红薯,做成凉粉给母亲吃。当时,家里除了外公外婆之外,还有我舅妈。舅妈这个人本是土匪女儿,其父亲刚解放时被镇压了,于是她的母亲改嫁给一个穷人,结果土改时划作贫农。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文革初期外公外婆挨整时她不但不帮助他们,反而落井下石,对外公外婆颐指气使。我的舅舅早已对其厌恶透顶,但由于成分不好不敢惹她,窝囊了一辈子。母亲回来以后,外婆给母亲擦凉粉吃,舅妈也要吃,而且饭量奇大。外婆不得不没日没夜地擦红薯,有时累得擦着擦着就睡着了,醒来以后又继续擦。外公外婆自己都舍不得吃一口凉粉,结果一少半给了我的母亲,一大半被舅妈吃掉了。

    在老家住了两个月以后,预产期到了,母亲要回郑州生产,于是外婆和外公借了个架子车,推着我的母亲送到了道口街把母亲送上汽车(「注」道口是滑县县政府所在地,离母亲所在村庄大约十六里远,著名的道口烧鸡就产在这里)。外婆在道口买了几只烧鸡,连同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几十个鸡蛋,几十斤小米,一同交给我的母亲,准备让她产后补补身子。结果回到郑州以后,不知为什么比预产期推迟了二十多天才生产。在这二十多天里面,祖母霸占了母亲带回去的食品,全部吃光喝净了。

    后来我的姐姐出世时,祖母又使坏不让父亲陪伴母亲。我父亲孝顺,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待在家里,任由我的母亲一个人在医院里挣扎。当时医院里产妇,基本上都有家人陪护,只有我的母亲一人孤苦伶仃。当时恰逢冬天,窗外滴水成冰,母亲羊水破时,就浸泡在冰冷的羊水里几十个小时。我姐姐出生时个头太大,母亲年龄又太小,因而极度难产,人都快憋死了。幸亏当时医院有一个医生特别好,在她老医生的指导下,护士们慢慢用宽带子一点一点往下勒,前后折腾了四十多个小时才生出来。当时我的母亲除了头脑清醒以外,浑身都麻木了,根本就感觉不出疼来。姐姐因为憋的时间太久,哭不出来,护士就提着她的小脚丫,朝屁股后面打了好几下,才“哇”的哭出声来。

    孩子出生后,祖母和父亲去看我的母亲,医生实在觉得我母亲可怜,于是对他们俩大声训斥,祖母听后一言不发。由于母亲极度难产,医生要求继续住院一个星期观察。在住院期间,祖母也不让父亲留一分钱给母亲,每天像例行公事一般送来三顿饭,放下以后扭头就走。同屋的产妇和陪护的家属都看不惯,在祖母来的时候都指责她,还把自己家送来的鸡蛋等东西塞给母亲吃。祖母看了勃然大怒,说这病房里住着“牛鬼蛇神”,才住了三天院就非要我母亲出院。

    我的母亲因为难产,子宫收缩不了,当时还不能站立、行走,可祖母在她回家第二天就叫母亲收拾房子,让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大冷天到院子里去洗被子,我的父亲就眼巴巴地看着,一声不敢吭。晚上睡觉时,下腹痛得简直就要如同刀割,母亲只能慢慢扶着床,一点点往下坐,才勉强能躺下。即便是生了孩子,祖母仍旧要母亲做两样饭,给她做好饭好菜,母亲吃白水煮面条。

    我姐姐是冬天生的,出生没多长时间春节就到了,那一年父亲和叔叔都回来过年。祖母又让母亲把房子彻底打扫了一遍,把过年的食物全部准备好。一直忙到除夕晚上才最后忙完。就在母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准备休息一下时,祖母却突然对母亲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回娘家去吧。这句冷冰冰的话,对母亲来说就宛如晴天霹雳:都大年三十晚上了,哪里还有车回二三百里以外的滑县?那时大姨虽在郑州,但病得很重,要是去大姨那里让大姨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大姨心里会多难受?母亲顿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又想到自杀,于是心一横,一言不发地抱起我姐姐走了出去,准备和姐姐一起卧轨解脱。

    我父亲虽然不敢在祖母面前说个“不”字,但实在放心不下我的母亲,偷偷跟了出来。父亲说,别回老家去了,还是找个旅社住下来吧,等年过了就领你回工程队去。可当时已经除夕之夜,街上的旅社大都已经关门了,他们俩在街上转了半天,最后在火车站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可是父亲所有的钱都交给祖母了,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当时郑州还有那种寄卖店,大年三十也不关门,于是父亲到寄卖店把自己的手表卖了,给母亲交了店钱,还给母亲留了三十块钱。临走,父亲担心母亲出事,再三叮嘱旅馆服务员帮忙看着母亲,所以母亲出去吃饭时,旅馆派了一个服务员寸步不离地跟着。此后几天,父亲每天只能对祖母编谎话说去同事家里串门,偷偷跑出来看看母亲。

    此事父亲一直瞒着祖母,但没有瞒着我叔叔。叔叔当时尚年轻气盛,知道后跟祖母大吵了一架,离开家到武汉找我大伯去了。事已至此,父亲也只得把母亲接回家里,又忍了几天,父亲和母亲就回潼关工程队了。

    我的祖母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要虐待、奴役他人,不光是儿媳、女婿,甚至自己的孙子、孙女。虽然子女们都很孝顺,但她走到哪里,哪家都不得安宁,最后竟无一人敢收留她,只得住进敬老院里。所有的子女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但条件都是决不能来一起住。我在武汉读大学时候,虽然也知道祖母和我同在一个城市里,但为了我母亲以前所遭受的那些罪,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一九九六年年初的一天夜里,祖母死在敬老院里,时年九十一岁,死前一个亲人都不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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