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是老百姓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的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时已经时值下午，天气太热，父亲他们二人肚子也饿了，于是又回家去。父亲刚到家，就看到我们的邻居，技校的苗校长他们两口子面色苍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着从大院里出来。苗校长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当时国民党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内线来送信，在国民党兵来之前，他先在村里街上朝天放了两枪，大声喊道：“乡亲们，我苗××走了！但我还会回来的！我老娘和孩子还在家里，拜托大家照顾一下，谁要是敢动他们一指头，休怪我苗××回来以后不客气！”就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对象，真不知道这算是哪家的革命。不过，那次批斗苗校长是陪斗，喊了几句“打倒走资派的孝子贤孙苗××”之后就把他给放回来了，没怎么着他。
采取“文革”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倒是来得很快，特别是针对现在各级政府都头疼的“拆迁”问题。五十年代末郑州市文化路在扩建时，有一家钉子户特别难说话，无论好说歹说也不肯搬走。后来政府给他家盖了一处新院子、新瓦房，在当时来说标准已经算非常高了，但那家人还是不肯搬走。于是，宽宽的文化路走到他们家那里就窄了一倍。就这么着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二话不说就动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为平地。可怜那家子人，连家具也没抢救出来。
在郑州时，我们家住的大杂院隔壁就是一个农业研究所的家属楼，一楼住着一对科研人员。那家的孩子当时大约二、十三岁，是个儿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喜欢养小动物。后来他养的一只兔子可能是被谁偷走了，还在阳台上用粉笔写了“偷兔贼，不得好死”几个字。文革开始后不久，那家好长时间见不到人。开始我父亲还以为他们回老家了，后来才得知，那家两口子都被打倒后关牛棚了，留下那个孩子自己独自在家。一天晚上，那个孩子用电线缠住自己的双脚，触电自杀了。父亲又经过那栋家属楼时，看到“偷兔贼，不得好死”那几个粉笔字依稀还在。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我父亲还见过一回郑州郊区贫下中农的一次“革命游行”。那时郑州郊区的贫下中农都还穷得叮当响，大冬天的连一件内衣都没有，人人赤身穿着落满补丁的破棉袄。那天正是雪后初晴，天气非常冷，那些贫下中农举着标语，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浑身哆哆嗦嗦地在街上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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