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几个戴柳条盔的人一听，也变得客气起来。原来他们是“十大总部”的，于是跟父亲讲了“十大总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坏的话。我父亲耐着性子听完，当即表态坚决站在“十大总部”的革命立场。末了，这帮人还握住父亲的手，自做多情地说：“保重啊，战友！现在敌人大搞白色恐怖，我们一定要与他们血战到底！”我父亲心中暗笑，但也只得装模作样地道了声珍重，也就脱身了。此后几个月里，我父亲在郑州街上曾多次遇到类似的盘查，均用该计对付，屡试不爽。

    当时的郑州已是一片混乱。如果说，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开封城的繁华景象的话，那么就当时郑州市的混乱景象也完全可以画一幅《郑州文革图》，定能成为传世经典之作。一出火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上挤满了卖各种小吃的商贩。当时各个单位都陷于瘫痪，结果意外地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尾巴”管理的放松，很多在“大跃进”以后已经绝迹的风味小吃此时都复苏兴盛起来：炒凉粉、糊辣汤、羊双肠、羊肉烩面都出来了，都集中在火车站摆摊。整个站前广场熙熙攘攘，显得热闹非凡。离火车站不远，是郑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广场，在那里各造反组织摆起擂台，宣传车开来开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远远听去，各种噪音混杂在一起如同夏日池塘里的青蛙聚在一堆呱呱叫唤。单位大的开着汽车宣传，有些小单位没汽车，但也讲究革命精神，派个男的拉个架子车，女的坐在上面念稿子。再往远，造反派的打手们头戴柳条盔、手持大刀长矛，还有人手持冲锋枪站在汽车上耀武扬威，一个个面相凶恶、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则开着抢来的小轿车招摇过市，有些车已经被砸得不像样子了：外壳瘪了、车窗没了、喇叭坏了、车灯灭了，居然也能凑合着开。车上的造反派们打个手电筒充当车灯，用木棍“当当”敲击车门，嘴里喊着“让开让开”替代喇叭。那时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鸡血”，街道两边到处挂满“注射鸡血”的红十字牌子。远处的居民区和工业区，则因为大面积长时期的停电，一片漆黑中亮着星星点点的微弱烛光，如同坟场的荧荧鬼火。

    我们家住在郑州市黄河路，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全市大部分地区天天停电，加上市面混乱，流氓猖獗、武斗频繁，我父亲怕中暗枪流弹，晚上不敢回家。于是他在站前广场上弄了点小吃以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长椅子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里。